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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網路武器（cyber weapons）與不同形式的人工智慧，可能會因具備更強大的破壞力而取代核武器，但別忘了核武這個二十世紀中期的產物，至今依舊存在。

一九五七年，三十四歲的季辛吉在他的著作《核子武器與外交政策》（Nuclear Weapons and Foreign Policy）中，定義我們當前面臨的問題。雖然當時最顯著的危險是美蘇之間的全面核戰，季辛吉卻認為局限於特定區域且混用小型戰術核子武器（tactical nuclear weapons）與傳統武器的戰爭，發生機率更高。他解釋，在限定範圍的戰爭，「充滿矛盾，沙盤推演總是針對看似會贏的那一方改變策略」，因為某一方愈接近勝利，就愈可能導致較弱的另一方訴諸核武器。更重要的是，「在最糟的情況下⋯⋯當戰爭陷入一片混亂」，就會使用核武器，但沒有任何一方「有先前的經驗能作為參考」。當然，二〇二二年跟二〇二三年的俄烏戰爭便是如此，當俄羅斯處於劣勢，或沒有達到預定的目標，普丁總統便間接威脅要使用低核武當量（low-yield）的戰術核子武器反擊。印巴邊境長期的核對峙也是，巴基斯坦身為弱勢的一方，正如季辛吉所預測，更有可能訴諸核武器。事實上，冷戰結束後，氫彈造成的毀滅性破壞，以及更為精密的新型低當量戰術核彈，讓季辛吉的擔憂成真，彷彿他早已預見了當前這個嶄新的戰爭時代到來。

核武仍然有其用武之地，而且不受限於處於劣勢或較弱的一方。擁有核武，或者任何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領袖，得以阻擋外敵入侵。利比亞獨裁者格達費（Muammar Gaddafi）一交出核武，美國隨後便支持反抗軍推翻政權，最終將其擊斃，因為顯然格達費缺乏抵禦人民起義的能力，也沒有可用來威脅或使用的大規模毀滅性非常規武器。北韓獨裁領導人金正恩手中握有核武，美國不敢輕易挑起戰爭。不論是過去、現在還是將來，許多政權都渴望或計畫擁有核武，目的是仿效冷戰時期的超級大國，利用核武製造恐懼，並作為強而有力的談判籌碼。俄烏戰爭期間，普丁便充分利用了他的核武庫。僅僅提及俄羅斯擁有核武，就讓前美國總統拜登不敢掉以輕心，在支援烏克蘭的武器種類上格外謹慎，並積極尋求結束戰爭的方法，擔心最後將普丁逼到死角，他會選擇動用核武。如果俄羅斯沒有核武，拜登政府可能會更早介入這場戰爭，並提供更多種類的武器給烏克蘭。另一個例子是政教合一的伊朗，數十年來耗費心力研發核武，因為他們明白，光是擁有這項武器，就足以恫嚇鄰國。擁有核武庫或具備相同核能力的國家可能會長久存在，因為不需要實際發射核彈，便能達到相同的威嚇效果。

與此同時，隨著經歷過廣島與長崎原子彈襲擊的世代逐漸凋零，過去戰爭曾使用核武的鮮明記憶也漸漸模糊，尤其如今各國不斷研發小型技術核武，不再像過去如此忌憚在戰爭中動用。這一點在如俄羅斯和巴基斯坦等地的領導階層與民眾中尤其如此。

核武器的誕生，在某種程度上，是由於過去缺少精準武器（precision-guided munitions）。因為很難精準擊中某個距離遙遠的目標，才盡可能造成周圍地區最大程度的破壞。換句話說，炸彈愈大、效果愈好。這的確是直到如今人類歷史上戰爭與武器發展的始末。核武是古代使用石弩投擲石塊以來，武器發展的巔峰。但隨著精準武器的出現（這些武器源自微晶片的發明），至少在理論上，由國家主導的暴力行為更具可行性，無辜傷亡人數也更少（我們在一九九一年的波灣戰爭中首次見識到這點，當時美國從波斯灣外海瞄準數百英里外巴格達的某些特定建築發射導彈）。而二戰與越戰正好相反，為了轟炸某個特定目標物，例如一座橋或是一間工廠，整個區域便慘遭猛烈砲轟，造成許多無辜傷亡，尤其是受牽連的平民百姓。加薩戰爭即是如此，雖然規模不比上述戰況慘烈，儘管以色列擁有許多自動導彈（smart bombs），這場衝突仍對巴勒斯坦平民居住區造了大量的傷亡與毀損。如今西方國家的戰爭方式傾向使用精準武器，但這樣的轉變卻反而可能增加開戰的風險。最好的例子便是美國過去在共和黨與民主黨政府主導下，進行多次的暗殺行動，皆使用無人機與戰鬥機搭載精準武器，瞄準並暗殺頭號伊斯蘭恐怖分子。當然，烏克蘭的情況不盡相同，國內大量無辜平民在俄烏戰爭中喪生，基礎設施慘遭嚴重破壞。這是出於俄羅斯軍隊裝備普遍落後與刻意為之的殘暴惡行，俄羅斯故意發動了一場針對大量歐洲平民的戰爭，幾乎毫無底線可言，顯示出大規模殺戮的傾向，很不幸地仍是人類物種的顯著特徵之一。回顧哈瑪斯在二〇二三年十月七日對以色列的攻擊，尤其是以色列軍隊的反應。無論如何，未來一定會有戰爭，不論結果是好是壞，愈來愈多的高階武器將成為這些戰爭的一部分。

而且這些精準武器多數都會是某種導彈，地球即將被重疊的導彈射程完全包圍環繞。隨著導彈逐漸取代移動緩慢的陸軍，世界將變得更加狹窄與受限，更難避免國際間的互動與衝突。導彈本身是自動化戰鬥網絡的一部分，例如美國海軍驅逐艦的神盾戰鬥系統，每艘驅逐艦擁有強大的火力，足以部分摧毀一座大城市。這些武器的數量、品質與速度加乘的致命性，再加上美軍與其他先進國家海軍所擁有的成千艘水面艦艇與潛艦，原本的地區性衝突很可能會升級成全球性的戰爭。這點常常被忽視，部分原因在於海軍通常駐守於遠離公眾視線的海域中，除非恰巧住在海軍基地附近，否則一般人很難察覺到這些強大海軍武力的存在。由於這些武器並非核武，人們使用時的顧慮也隨之減少。冷靜的頭腦，是阻止我們親手毀掉自身世界的唯一方法。

但別以為在任何情況下，理智的決策總能永遠勝出，尤其當中國海軍與美國海軍勢均力敵，甚至超越美國的時候。冷戰期間，歐洲的心臟地帶因核武恐懼而保持和平，大規模的暴力衝突多數集中於第三世界的邊緣地區。但如此規模的軍火庫幾乎已不復存在，武器種類已有了革命性的變化──不同於氫彈──這些新型武器是為了實際使用而設計的。因此，我們不應理所當然地認為，二十世紀下半葉大國彼此避免正面衝突的情況，必定會延續到二十一世紀。在俄烏戰爭中，俄羅斯猛烈轟炸烏克蘭人口稠密的住宅區，這件事已經提醒我們，在當今的世界，任何事情都可能發生。

最大的危險在於無法繼續保持冷靜的頭腦。你或許會問：如果冷靜理智的思維在過去數十年來一直都占上風，如今為什麼出現了變數？雖然普丁攻打烏克蘭屬於特殊情況，但更證明了冷靜應對的重要性。與俄羅斯人相比，更加講求效率、官僚主義、由技術官僚掌權的中國人，不論其目的為何，最終絕不會對台灣發動如此恐怖的攻擊，美國也會始終保持謹慎，慎重採取軍事回應。這種假設讓人覺得心安，因為它預設了政府總會依據理性與現實考量行事，但實際上並不總是如此。原因在於，決策者的行為不僅僅取決於他們的個性，更可能受到社會結構與科技進步的外部因素所影響。

在冷靜決策的那些年代，尤其在美國，恰逢印刷與打字機時代：這種技術有助於客觀解析問題，並敦促民眾與領導人保持冷靜克制。美國總統艾森豪（Dwight Eisenhower）作為冷靜、明智、善於分析的典範，實在無法想像在當今這個社群媒體煽動群情沸騰的數位影像世界，會出現這麼一號人物。但即使是艾森豪決策較為謹慎的時期，一九五〇年代他也一度因金門與馬祖的命運，差點對中國發動核武攻勢，這兩座位於台灣海峽的島嶼當時由台灣管轄，中國卻宣稱他們擁有這些島嶼。在艾森豪的總統任期裡，他數次煞車決定不發動核武：在他上任初期，大可以動用核武結束韓戰，美國能處於更有利的位置；一九五四年在越南的奠邊府之役，也許能拯救法國駐軍；在他總統任期尾聲，可能早已遏止了蘇聯對柏林的威脅。艾森豪的顧問團再三敦促他動用核武庫，出發點並非出於今日我們所理解的、冷戰時期美國阻止蘇聯與共產勢力擴散所採取的遏制政策，但艾森豪總是對發動核武攻擊猶豫不決。相較之下，美國總統川普完全是自我中心、個性衝動的典範人物，難以想像這號人物能存在於數位影像世界之外。當然，艾森豪與川普之間有許多根本上的差異，這跟科技發展完全無關。艾森豪是一名將軍，更是戰爭英雄；川普則逃兵多達五次。但兩人的差異也象徵他們處於不同的歷史與技術時代。事實上，傳播革命已經改變了我們大腦運作的方式。冷戰時期與打字機時代重疊，以及當時對核彈的恐懼，或許都是沒有爆發核戰的原因。如今，我們身處社群媒體不斷煽動巨型城市（mega-city）情緒的世界，澎湃的情感比冷靜分析更受歡迎。這股力量會塑造出新世代的領導者，正如過往的領導者也是過時傳播趨勢的產物。冷靜決策當然仍有可能，從拜登政府處理俄烏戰爭時的謹慎態度可以看出，即使在支持長期盟友以色列的同時，仍堅持促成加薩走廊停火協議，這一點充分證明了冷靜決策的可能性。然而，如今要能保持冷靜思考卻變得愈來愈困難了。

書　名｜荒原：政權失能、強國隕落、社群極端化，全球一命的新國際政治危機
作　者｜羅柏．卡普蘭（Robert D. Kaplan）
譯　者｜黃文鈴
出版社｜麥田出版
出版日期｜ 2025 年 10 月

新冠疫情、俄烏戰爭、以巴衝突、極端言論、AI興起……站在歷史上又一個十字路口的我們該如何面對眼前破碎如「荒原」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