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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生物學家華生（James D. Watson）已於今（2025）年11月6日過世，享年97歲。

自從27年前替《雙螺旋─DNA結構發現者的青春告白》（The Double Helix）這本書撰寫導讀之後，我並未持續追蹤他相關的公開文獻，只隱約知道他的公開言論引發不少爭議，甚至讓他失去某些職位。所以我就從網路上蒐集他後半生的資料，以稍微釐清他過往的一生，並且以我個人的觀點分段回顧與評論。

▲ 美國分子生物學家華生。（ Cold Spring Harbor Laboratory, Public Domain, Wikimedia Commons）

盛名背後的契機

自從他與克里克（Francis Crick）於1953年發表DNA（deoxyribonucleic acid，去氧核醣核酸）的結構以後，華生因此聲名大噪，從此成了開創分子生物學的宗師之一。他的盛名又被他所寫的書，例如《雙螺旋─DNA結構發現者的青春告白》、《基因的分子生物學》（Molecular Biology of the Gene）、《細胞的分子生物學》（Molecular Biology of the Cell），以及其他較為簡易的科普書籍所支撐，成為眾多年輕學子崇拜的目標，少年得志又風光無限。因此我希望透過分析他聲名大噪的原因， 讓莘莘學子學習！

我所崇拜的歷史學家余英時，曾經舉出中國史學界兩位一舉成名的前輩，其一是梁啟超，其二是胡適。關於梁啟超，他不但17歲就考上了舉人，而且跟著老師康有為從事戊戌變法運動，這就可以解釋梁啟超何以盛名遠播於清末民初。

胡適在1917年束裝回中國以前，就在《新青年》發表〈文學改良芻議〉一文，掀起白話文運動，任教中國北京大學以後，發布著作《中國哲學史大綱》，同時也與陳獨秀等人創辦了《每週評論》，而學生傅斯年、羅家倫也在1919年創辦《新潮》， 以一個26、27歲的青年，回到中國不到兩年便一躍而成為新學術、新思想的領導人物，是比梁啟超更快大放異彩的人物。

有人分析胡適名氣暴增的原因為：「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余英時捨棄這類「見仁見智」的辯論，以客觀存在的歷史現象來進行觀察，他認為那時候的中國正需要思想革命，而胡適帶來了新的典範，余英時細膩的思辨過程，可見於他的文章〈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序），我就不再撰述。

從細胞學到DNA

至於分子生物學的誕生，我們可以回顧一下20世紀初的學術思想環境，19世紀生物學裡已經有不少的科學革命，例如達爾文（Charles Darwin）的演化論（Theory of evolution），巴斯德（Louis Pasteur）及柯霍（Robert Koch）的細菌致病理論（Germ theory of disease），許來登（Matthias Schleiden）及許旺（Theodor Schwann）的細胞學說（Cell theory），以及菲爾紹（Rudolf Virchow）的「細胞只來自於細胞」（Omnis cellula e cellula）學說，而更令人興奮的莫過於孟德爾（Gregor Mendel）的豌豆雜交實驗，雖然他的論文被忽略了35年，但此理論急速地被學界在新世紀初普遍承認，代表遺傳現象已經能用數學及邏輯所推演。

除了生物學理論的進展，分子技術方面也突飛猛進，例如生物大分子及酵素的分離純化及研究，動物、植物及細菌病毒的分離及純化，使遺傳學家能夠用微生物當研究的範式材料。

遺傳學成為熱門的生物科學之後，必然有人問：遺傳因子到底是由何種化學成分構成？對於這個問題，細胞學家早就察覺，孟德爾假設的遺傳因子所表現和細胞核內的染色體相平行，有絲分裂時，染色體會由一複製為二，且分配到子細胞；另外在減數分裂時，染色體會兩兩排列，減為一半進入精子和卵子，所以洒吞（Walter Sutton）及巴夫來（Theodor Boveri）提出染色體攜帶遺傳物質的假設，化學家用當時的檢驗技術來分析染色體，發現它含有蛋白質也有核酸，因此到底誰才是遺傳物質，科學家為此爭論不休。

1930年代，此時近代物理學的量子力學（quantum mechanics）及相對論（Theory of relativity）發展到了高峰，年輕物理學家發現，他們的園地內容易摘取的果子都已經被摘完了，所以有些人就轉到生物學，德爾布呂克（Max Delbrück）就是其中之一， 他在1935年發表文章〈關於基因與突變本質的物理觀點〉（On the Physical Nature of Genes and Mutations）一文，就是從物理角度猜基因到底具有何種物理化學性質！起初這篇短文並未引起很多人注意，倒是量子力學奠基人之一的薛丁格（Erwin Schrödinger）在1943年都柏林發表的演講中提到這篇論文，並且推測基因應該是重複性的單元，或者是重複性的符號，而且是「非週期性晶體」。

薛丁格這幾場演講集結成《生命是什麼？》（What Is Life？），於1944年出版。這本書激勵了很多人，其中之一就是芝加哥小男孩華生。而德爾布呂克於1938年到美國加州理工學院（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任職，開始研究噬菌體，想要用細菌的病毒來解開基因的祕密，後來更與義大利醫師盧瑞亞（Salvador Luria）及美國聖路易華盛頓大學（Washington University in St. Louis）的赫希（Alfred Hershey）共同研究噬菌體，並在1969年三人共同獲得了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

華生是這三人早期皈依者之一，他16歲就進美國芝加哥大學（University of Chicago）就讀，畢業時才19歲，申請美國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研究所被拒，因此進入美國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學（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原本想選擇遺傳學家穆勒（Hermann Muller）作為指導老師，後來選擇了盧瑞亞，因此進入研究噬菌體領域。

華生在讀博士的那幾年中，從任職美國洛克菲勒醫學研究所（Rockefeller Institute for Medical Research）的埃弗里（Oswald Theodore Avery）團隊實驗報告中，得知DNA應該是遺傳物質。而確定DNA是否為遺傳物質最簡便的方法，就取決於了解它的化學結構。因此華生在進行博士後研究時，便希望能獲得Ｘ光晶體學方面的訓練。而他也在指導老師的鼎力幫忙下，從丹麥轉到英國劍橋大學（University of Cambridge）一個Ｘ光結晶學的實驗室做研究。事後回想起來，我想這應該是他當時最為正確的選擇了，不但因此認識了一個聰明的博士生克里克，也認識了正在利用Ｘ光進行繞射以研究DNA結構的威爾金斯（Maurice Wilkins），就此開始他利用別人資料以建構模型，來解開DNA結構的研究工作。

華生的致勝之道

華生之所以能一舉成名，第一個條件就是，這個科學成果必須極為重要，而且能立即驗證成果正確與否。此外，他之所以能取得突破，與他在劍橋大學卡文迪許實驗室（Cavendish Laboratory）所遇到的合作者與研究環境密切相關。那裡的專家、設備與合作氛圍，正是他能達成目標的最佳組合。以下我再詳細解釋之。

首先，科學發現是一種認識狀態，使我們對大自然從未知到已知，而發現的型態有很多種，例如發現了新的物種，這很容易被大家所接受，但提出一個理論，例如演化論，縱使提出了，很多人還是有可能不接受。反之，DNA的結構一旦被提出，有相關知識背景的學者，立刻就能夠解釋它如何被複製，不必花時間等待，也能夠一舉成名。因此，DNA的結構一旦出現，立刻會引爆了分子生物學的誕生，所以是重量級的發現、探險者的聖杯。

其次，劍橋大學是Ｘ光晶體學的誕生地，有大量的專家及儀器也同時進行蛋白質結構的研究，所以當時對此領域最了解的學者都在這裡，大家可以共同討論商量，這也是進行科學研究所必須的條件之一。此外，劍橋大學也有很多傑出的有機化學家，華生也能隨時向他們請益。

第三，劍橋大學能夠提供模型製作的服務，這是拼裝模型的先決條件，技術師必須能夠聽懂科學家的需求，能做出符合當時化學資訊的各種原子及分子模型，我在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MIT）時就發現，學校有三種公開的工廠：木工、金工及電子工廠，開放給學生及研究生使用，並有技師在場協助。

第四，華生能夠利用各種手段得到別人的研究結果，來幫助他自己的研究，這是許多人不敢做的，但他卻沒有絲毫顧忌。

在《雙螺旋─DNA結構發現者的青春告白》一書中，華生和克里克曾因闖禍，被研究所所長明令禁止繼續研究DNA結構。但華生始終不放棄，這意味著：有時違規者因成果巨大，反而受到當權者的讚賞和獎勵。這不禁令我想起英國女王伊莉莎白一世（Elizabeth I）命令德瑞克（Francis Drake）在海上搶劫外國船隻，回來再與女王分贓的歷史——難道文化的基因也會代代相傳嗎？

戴桂冠後的叱吒風雲

華生在1956年進入哈佛大學任教，20年後轉入冷泉港實驗室（Cold Spring Harbor Laboratory, CSHL）專任所長，在這數十年執掌分子生物學界的大權時代，我沒有深入的觀察，但因為我的老師曾經到冷泉港擔任華生的博士後，因此對華生在冷泉港實驗室期間事跡略有所聞。也因為老師的關係，我還曾和華生同桌吃晚餐，那是一場慶祝生物化學家李普曼（Fritz Lipmann）的生日晚宴，他因為發現細胞內能量傳遞物質ATP（adenosine triphosphate，三磷酸腺苷）而獲得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在晚宴上華生所談，大致是人物的臧否、位置的騰挪，令我有武林盟主分封權位的感覺。

另外，我記憶特別深刻的一件事，是1979年暑假冷泉港會議期間，老師向我分享了華生與同座討論提名諾貝爾獎候選人之事。那時候生物界正熱議RNA剪接（RNA splicing）這一個重大的發現，但同時有數個實驗室獨立得出了相關結果，然而華生在提名諾貝爾獎時，選擇提名夏普（Phillip Sharp）和羅勃茲（Richard Roberts），而忽略了華裔科學家周芷的貢獻。周芷是臺灣聯考丙組的狀元，臺大農化系畢業的高材生，也曾在美國加州理工學院取得博士學位。她在冷泉港實驗室從事DNA與RNA雜交相關研究，取得了令人驚豔的成果，但硬是被華生遺忘了。我在冷泉港期間，曾與周芷學姊相談甚歡，因此也為她的貢獻被忽略而感到不平。

華生經營實驗室的方式很特殊，他完全不管學生的研究方向，也不在論文上掛名，這是相當大方的。但是，能進哈佛的研究生本就經過嚴格挑選，所以他們能自行討論、獨立研究、自己撰寫論文。而這種方式也培養出了不少傑出的科學家，例如霍維茨（Howard Horvitz）。

不過，華生對同事倒是出名的惡劣，他認為分子生物學是明日之星，因而排斥生物學其他的分支，在威爾森（Edward Wilson）的回憶錄《大自然的獵人：博物學家威爾森》（Naturalist）一書中，裡面有名叫「分子戰爭」的一個章節，其中有七頁描述華生如何排擠演化及生態學的老師，讓他們相當的痛苦。縱使如此，威爾森依然高度讚美他領導冷泉港實驗室進入更輝煌的時代。

從尊崇到失序：華生的無知與偏見

關於華生的小道消息，總離不開他對女性與其他種族的偏見，這種偏見既持久又根深蒂固。周遭的人為了保護他，一直選擇不聲張，但紙終究包不住火，最終爆發。2007年，他到英國演講時遭到數名抗議者公開抗議，布於報端後，他被解除冷泉港所長職位。到了2014年他以生活窘迫為由，公開拍賣諾貝爾獎金牌。雖然一位俄國大亨以410萬美元標下，但最終又將金牌歸還給他。

一般受過高等教育的人都明白，人類族群內各種性狀，可能有很大的變異，心智能力也有很多的變異，但完全將心智能力的變異歸諸基因是錯誤的，因為環境的影響也是變異的來源。華生不能接受這麼簡單的事實，又常以自己的聰明鄙視別人，我只能假設他心智中某些能力甚為低下，且認知不足、無同情心。

時代造就的科學家

生而為人，多麼的幸運，能夠在人世間留下鴻爪，更加的幸運，華生在世，叱吒風雲，更是極度的幸運。我希望未來有詳盡的傳記出世，讓我們能知人論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