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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不只存在於實驗室，而是無處不在，人們深信科學且十分仰賴它，而且我猜許多認為自己不相信科學的人也不免如此。我們身處的物質世界由科學和知識打造，我們無法擺脫它，搬到飛地，在農村裡與有機山羊和番茄園為伍也一樣，就連環繞著椰子樹的太平洋小島也曾多次被當做核爆測試地點。海平面上升已經淹沒了馬歇爾群島，這可是不折不扣的科學。我們每天都生活在由科學知識建構的系統之中，我們深深仰賴科學的成功，但通常不會去思考這個事實。我們往往輕率地把科技世界視為「自然」，但它們是從知識系統衍伸而出來的。像是冷凍豌豆這樣的食物，是因為實驗室知識才有可能出現。冷凍豌豆牽涉到的知識領域可多了，細數下來真是不可思議：石油與天然氣產業用到的近代地理科學、發展塑膠的化學、科學化灌溉和基因改造食物、冷凍過程的化學，甚至是關於行銷與說服的社會科學，是這些可靠的事實讓冷凍豌豆成為可能。
 
科學研究是正確的，而且值得信賴，所以才會出現這些深受愛戴與信賴的日常科技。這是個簡單的事實，卻長久以來受到社會忽略，科學與科技的分野讓我們看不見這點。科學、科技這兩個詞很好用，然而當代的使用方式沒有彰顯出知識與應用的重要關係。現在我們可以運用這層關係，讓大眾重新理解幾乎全世界的人都普遍地信賴科學，甚至喜愛科學。
 
日常生活中的科學往往不被視為科學，或是受到忽略，不被強調。對許多人來說，科學家和科學事業是否值得信賴，好像也與此無關，這是為什麼？
 
當然，我想用歷史來解釋：這是由於科學和科技在政治上被高度區別，出於某些原因，科學社群十分重視這點。
 
一般認為科學和科技有明確的界線，這種誇大的想法其實是歷史的發明，在冷戰中得到強化，用來區分高貴的純科學和戰爭科技。它的歷史淵遠流長，不過影響最深的是兩次世界大戰中大量地應用（汙染？）了科學。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化學家的戰爭」，後來獲頒諾貝爾獎的德國化學家哈伯發明了化學武器。戰爭過後化學武器被視為非法且不道德的，但當時幾乎所有部隊都使用過這種技術。第二次世界大戰是「物理學家的戰爭」，「純物理」的應用摧毀兩座日本城市，讓二戰終結，各國針對這種技術展開軍備競賽和軍備控制，後來這種技術也被視為非法且不道德的。對美國和世界的科學社群來說，這些科技成就深深威脅著科學的合理性。
 
許多人批評科學在戰爭中扮演的角色，其中不乏科學家，科技知識在國家暴力中扮演的角色和科學家本身的行為，都使他們苦惱不已。德國化學家因為率先使用化學武器而被撻伐，一九一八年後被科學研討會排擠將近十年。與此同時，法西斯主義在一九三○年代逐漸得勢，國際科學社群開始努力建構一個哲學觀念：自由的科學質問能確保民主的健康，是一種特別純潔的追求。在這種想法中，科學家的品德就是科學質問足以採信的證明，等於是讓信任取決於一個人的宗教或精神秉性。謝平指出這種想法已經過時，近代科學勞動力在一八八○年代之後已經專業化，達爾文演化論中的天擇等科學觀念中也隱含了唯物論，這些事情都讓人們不再相信能透過科學通往神的旨意，科學家再也不能（因為建造這條神聖之路）而占據道德高點。
 
二十世紀中期的相關討論幾乎可以視為一場復魅計畫（針對科學，而非自然），這場引人入勝的論戰聚焦在科學的本質及其人文面向。布羅諾斯基的《科學與人類價值》（一九五六年出版）等熱門書籍羅列出科學的優點，把科學家描寫成道德特別高尚的人士，強調近代戰爭（或原子彈）的暴力並非他們的責任。科學家發布綱要聲明，例如布希的《科學：無盡的前沿》，傳達科學是慈善事業，是人類福祉的核心，關乎健全的民主運作。與此同時，大量國防預算投入幾乎所有能想得到的科學領域，從物理、生物到社會科學。這引發了科學家的恐慌，害怕自己成為國家安全的知識奴隸。在一個安全許可可以讓人丟飯碗的圈子裡，科學家該如何保護自己的事業？他們只好用近乎尖刻的態度強調科學的純粹。
 
在這種廣為流行的說法中，科技的地位截然不同，在智識上和道德上都不純潔。科技與社交生活及政治夾纏不清，是骯髒的、暴力的，無法獨立存在，也配不上科學的殊勝地位。科技的產物毀滅城市，讓人們被輻射汙染，而科學與此無關。
 
科學與不潔的科技之間有難以橋接的鴻溝，當這個說法在二十世紀中葉不斷被宣傳之際，科學史這個學門也開始萌芽，逐漸獲得重視，大學開始聘請科學史學者。在一九五○年代，許多科學史家致力於強化大眾對純科學的信念，把科學視為對抗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堡壘。歷史學家把這當作自己的使命，在學術論述中描寫科學的自主性和純粹性，儘管與此同時他們同校的科學家正在力抗自主性流失、新型態的國族主義，國家安全嚴厲地逼迫他們在政治上順從。在科學史的第一段全盛時期中，歷史學家十分投入劃界工作，避免討論（純）科技、偽科學或任何型態的庶民知識。舉個例子，煉金術不是科學，這個想法導致數十年來科學史對牛頓的生平避而不談，牛頓是重要的自然哲學家，實際上他非常喜歡煉金術。（多布斯在一九七五年的一本精彩著作中說明煉金術對牛頓思想的重要性。）
 
以下這個惡名昭彰的例子更能體現當時的情形：一九五七年夏天，科學史學會的會長格拉克毫不猶豫地拒絕讓對科技史有興趣的學者參與該學會的研討會或期刊。一九九八年一篇盛讚科技史學者克蘭茲伯格的評論這樣描述：「格拉克為了避免科學史被所謂的低等知識玷汙，只願意讓優秀的『思想家』與會，而拒絕低等的『思想家』。這件事促使克蘭茲伯格創立獨立的學會，辦理自己的期刊。這段經驗加強了他的信念，認為科技史需要成為一個有自主性的知識學門，也值得如此。」
 
純粹的科學和不純潔的科技之間，自此出現了一道鮮明且高度政治化的界線。這兩個詞聽起來都冠冕堂皇，而且不證自明：科學家創造知識，科技只是知識的應用。在這種想法下，打造原子彈的科學家帶著原子結構理論榮登真理和自然的舞台，而真實的武器則屬於工程師，一群被歷史（應該說科學史）忽略的人。生物武器、化學武器和洲際彈道飛彈全都屬於「科技」，而不是科學。科學和科技之間分野清晰且不容質疑，為了讓科學在道德上顯得比較優越，這種想法不斷被強化。
 
一九四一年，地質物理學家圖夫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應用物理實驗室領導新型近炸引信的研發工作，他把科學與科技的分野視為自己科學身分的核心。王在二○一二年的論文中漂亮地說明了圖夫的邏輯，以及他如何在職業生涯中應用這個想法。圖夫在一九五八年告訴聽眾：「科學不是飛機、飛彈、雷達或原子彈，也不是沙克疫苗、癌症化學療法或是開給心臟病病患的抗凝血劑。這些都是科技發展⋯⋯科學是關於我們周遭自然世界的知識，我們的世界令人驚歎，而科學是追求關於世界的新知。」圖夫甚至排除了沙克疫苗！
 
圖夫是一位協助打造武器的科學家，我們可以體諒他想要劃清界線的心情，但我們也必須認識到這段往事發生在一個特殊的歷史時期，而且這種說法無法完整解釋各種型態、不斷迭代的科技知識。我們也應該理解冷戰期間的美國科學家在職場上受到沉重的壓迫，壓力與焦慮都使他們想要劃清界線，成為科學專業人士的代價十分高昂。
 
例如在一九五四年七月，耶魯大學生物學家波拉德寫了一封言詞懇切的信，給當權的原子能委員會，描述自己是如何學會保密：「在戰爭期間，我們很多科學家理解了機密的意義，於是變得謹言慎行。」波拉德說：「我們很少得到外界的指示。」戰爭結束後，他有意識地決定避免執行祕密研究，他「仔細思考了保密和國安的問題」，然後決定未來只處理完全公開的資料：「我收到一兩份文件，沒有拆封就寄還了，是關於創立布魯克海文國家實驗室的計畫，我有參與一點。」但一九五○年韓戰爆發後，他基於個人對蘇聯的疑慮而回心轉意，覺得「我身為一名科學家，應該把20%的時間用在直接增強美國武力的工作上，就像繳稅一樣。」
 
冷戰期間，他開始參與祕密研究，在這個過程中學到一種極端的社會守則，他稱之為「科學家的道義」：「我學會時刻武裝自己，對我的家人、跟同事們輕鬆聚會的時候、對下課後拿著新聞報導來問問題的學生、在火車上，甚至是上教堂的時候。我下了很大的功夫，絲毫不敢怠懈，持續地保守著我可能知道的祕密。」
 
冷戰中的許多專業人士都會對波拉德這番言論心有戚戚焉。身為科學家，往往表示要向朋友、家人、學生、同事隱瞞自己的工作內容。科學原本建立在公開與自由交換意見之上，卻逐漸變成繞著祕密打轉。科學家可能會因為失去安全許可而失去工作，許多違規行為都可能導致安全許可撤銷，包括與共產黨黨員共進晚餐。
 
威斯康辛州議員麥卡錫要求科學家去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作證，如果不願意的話可能也會丟工作。物理學家波姆因此失去了普林斯頓大學的助理教授職位。他後來去了巴西，然後又到英國，在新的環境中為科學和哲學做出傑出貢獻。
 
一九五○年代的科學家也受到類似今天的網路騷擾。史邁司投票支持普林斯頓物理學家歐本海默保有安全許可，因此被很多人視為不愛國。他收到恐嚇信，來自一個「憤怒的美國家庭」，宣稱「有天我們美國人會抓到你們所有這些叛徒。」遺傳學家史坦貝格也是民眾攻擊的目標，為此他丟了一份房地產合約和好幾份工作，因為不盡不實的報導說他是共產黨人。史坦貝格提供給美國哲學學會的歷史檔案中只有35份資料，全都記載了他在受到指控後受到的殘酷對待。史坦貝格與妻子曾想要透過某家建商購入一幢房子，但其律師在一九五四年一月給該建商的信中寫到：「我的顧客接到匿名電話，有鄰居威脅如果他們入住此處，下場會很慘。」一九四八年一封來自同事的信明確寫道，由於系所成員聽說史坦貝格「被指控為共產黨員」，已經把他從某個職位的候補名單中刪除。史坦貝格選出這些檔案捐給美國哲學學會，清楚聲明他的慘痛經驗不該被遺忘。
 
其他科學家低調地從中取道，把工作時間部分分配給「純科學」，另一部分則以愛國之名進行與國防相關的工作。他們和波拉德一樣，根據個人對責任的看法來決定要做到什麼程度，很多標準都隱晦不明。麻省理工學院的生物學家盧瑞亞在一九六七年宣布，為了抗議越戰，他不會參與任何國防計畫。波布斯坦更加謹慎，他在一九六九年與麻省理工流體力學實驗室的同仁進行了「研究方向重整」，減少來自軍方的研究經費，從100%減到35%，中間差的65%明確貢獻給「社會導向的研究」。這種做法的重點在於不和國防研究一刀兩斷，而是試圖「矯正這種不平衡」。
 
這些故事讓我們看到基層科學家的掙扎與策略。這些人在冷戰最嚴峻的期間加持了美國的經濟成長並維持國防戰力，他們必須學會保密、撒謊、通過測謊。他們彼此分享該怎麼在安全許可聽證會上講話，該怎麼銷毀垃圾，怎麼面對兵役登記的規定，怎麼隱瞞研究計畫和軍事的關聯，怎麼處理來自同行的怒火。國防目標領導的研究方向一旦轉向，對他們影響甚鉅。他們也面臨被起訴、罰款，甚至驅逐出境的威脅。還有來自同行的懷疑，無論是懷疑他們不忠、支持共產黨或社會主義，或是指責他們過度仰賴國防預算。他們學習的知識、打造的工具會讓大量人類傷亡。無論是在專業上或個人上，他們都付出很高的代價。風險真實存在，知識根深柢固地鑲嵌在美國的武力壟斷上。科學社群中有哪些人可以信任？有誰不但見證了自然的運作方式，也是毫無疑問的愛國人士，在全球意識形態之爭中站在正確的一邊？當科學家製造炸彈、對大眾隱瞞他們工作的本質、在這樣有毒的政治環境中彼此針鋒相對，那麼在更廣闊的公民世界、政治與社會秩序中，人們如何能繼續相信科學？祕密很難帶來信任，社群中的人彼此攻訐，也會削弱它的可信度。
 
該內容由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授權使用
 

書　名｜為何信任科學：科學的歷史、哲學、政治與社會學觀點
作　者｜娜歐蜜．歐蕾斯柯斯（Naomi Oreskes）
譯　者｜李宛儒
出版社｜貓頭鷹出版
出版日期｜2024年4月
 
理性試圖駕馭信念，而信念總是脱韁而行。
我們的信仰或迷信，是如何根深蒂固的？人們不僅相信奇怪的事物，更會相信任何事物，是什麼助長了我們對於科學不予採信的事情，深信不疑。
關於信念如何誕生、形成、強化、挑戰、改變和消失，最全面且啟發性的一本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