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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正式與李怡嚴相見是在1987年夏天。那時我剛到清華大學物理系服務不久。有一天恰在教員休息室，他走進來，看到我，馬上對我自我介紹「我是李怡嚴」。他對於後進如此客氣，我都覺得不好意思，其實他不用開口我也早就知道他是誰，在那個年代，誰會不知道清華大學物理系有個李怡嚴呢？不過我在加入清華物理系之前，的確只見過閻愛德與顏晃徹兩位教授（我在大學時期上過閻教授在臺大開授的粒子物理導論課；而顏晃徹教授有一學期在布魯克海文實驗室訪問，我當時正在紐約石溪大學做博士後，週末時有往來），並沒有機會與李怡嚴相識。
 
但是我在清華服務的那幾年，卻常有機會能在晚上到李怡嚴辦公室與他聊天：他因為一輩子單身，晚餐後都回到辦公室，而我也因為太太在臺北上班，晚上也都會留在辦公室。所以一大棟清華物理系館，我與李怡嚴是少數晚上仍會出現於高樓層（理論教授辦公室多在五樓以上）中的兩位。其實李怡嚴當時是教務長，白天多半也不在物理系。沈君山的辦公室與我的相鄰，他因校外活動多（擔任政務委員之類），不常出現，但有時也會在晚上到辦公室整理郵件。
 
李怡嚴藏書很多，他特別在他的辦公室高處釘了幾層書架來放書。我知道他家裡還有更多的書，但是從未想過竟然有近十萬本（根據新聞報導）。這顯示他興趣極為廣泛，對於極多事都有涉獵。我自己也愛買書看書，也好奇很多事，不過跟他相比只是小巫見大巫，但是多少能夠和他聊些事情。有段時期，我對於心靈（mind）理論產生興趣，發現李怡嚴早已走在前面；我記得他對於美國語言學家萊考夫（George Lakoff）的隱喻（metaphor）論頗具心得，還在《當代》雜誌發表了一篇評介文章。另一段時間，我對於中國古代的天文學內的一些觀點感到不解，李怡嚴指點我去看高平子的《高平子天文曆學論著選》。我還記得他對我講到利瑪竇（Matteo Ricci）的老師丁先生（Christopher Clavius），以及他譯名的由來。過去20年，我們相見機會少了，但只要一見面，他時會提到讀了我在《科學人》的專欄文章，並簡單提供一點意見。記憶中，我還沒有遇上另一個人（起碼在物理界）會當面向我談起我的文章。
 
李怡嚴是熱心的人，他退休後聽到同事顏晃徹罹病，馬上自願代替顏去上餘下的量子物理課。這種古道熱腸令人想起他在《科學月刊》創辦之時出錢出力、不計一切的奉獻。李也是認真的人，聊天時不會說些無聊話，但是有一回我提到某一部電影的翻譯太離譜，因為「shit」被翻譯成「雪特」，李怡嚴也哈哈大笑，甚至還舉了另外的例子（可惜我忘了是什麼）。
 
他在退休後不太直接與外人往來。就我所知，只會固定在星期三中午出門與閻愛德、邵錦昌、馮明光等幾位老友一起共餐（他們尤其會為牙齒不好的李怡嚴點一些好咬的菜餚，如紅燒獅子頭），餐後他們會帶李怡嚴去大賣場採購一星期生活所需。有一回我跟著去，發現李怡嚴只買了一大條吐司、幾包冷凍水餃與一大罐2000毫升的可口可樂！
 
李怡嚴過世後，我才知道他曾在1969年到芝加哥大學（University of Chicago）訪問進修。他在那裡與人合作，用日裔物理學家南部陽一郎的觀點研究了強作用SU(3)xSU(3)的對稱破缺。我曾對於南部陽一郎的理論及PCAC（partially conserved axial vector current）的歷史感興趣，李怡嚴應該是我請教的對象，但我卻從沒想過要跟他談論此段歷史，現在已成了無法彌補的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