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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一直以來都是推動經濟成長和社會進步的關鍵力量，提升科學前進的速度、更有效率的運用研究經費、促進科學轉化應用成果，也就能增進經濟和社會的成長。其中，後設科學研究（metascience research）專注於提高科學研究的品質與效率，已歸納出許多有利於促進科學發展的做法。
 

後設科學研究發現，贊助研究者個人更有效？

2011年，麻省理工學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MIT）發表了一篇後設科學研究，分析比較兩組學術成就相當的研究人員，他們的研究經費輔助的方式分為贊助「個人」，例如來自私人研究基金會霍華德．休斯醫學研究所（Howard Hughes Medical Institute）；或支持「計畫執行」，例如美國國家衛生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爬梳這兩組團隊的學術發表後發現，獲得個人研究經費支持的研究者發表了更多新穎的研究方向、也有更多高影響力的發表。
 
這項後設科學研究發表之後被廣泛討論引用。許多科學研究經費分配機構，不論是公有或私人慈善機構，都曾非公開的對這份研究結果表示認同，同時也根據此結果調整他們的經費分配方向，增加了贊助研究者個人的比例。不過以總額來說，支持研究計畫的經費仍然遠遠超過支持個人研究者的經費。
 
可惜這類因後設科學研究結果而成功影響研究經費分配的例子只是少數。早在2007年發表在《科學》（Science）期刊的一篇後設科學研究，就分析Google Scholar的資料，指出跨領域合作的科學研究數量有增加的趨勢，該篇文章有超過3700次的引用，科學界對於跨領域研究的熱情可見一斑。但在2016年，《自然》（Nature）期刊的一篇研究卻指出跨領域研究相較於單一焦點研究更難取得足夠的研究經費，因此一些重要的跨領域研究，如環境適應科學發展的速度仍遲緩得令人灰心。
 
在眾多基礎學術研究的發現當中，真正能夠實現、發展成可應用的技術，並進一步商品化的情況，非常少見且通常極為偶然。但若能逆向操作，可以嘗試從應用層面發現需求，進而以科學的邏輯與方式展開跨領域研究，找出最佳解法，或許是推動科學影響力更有效率的做法。然而現有的科學研究環境普遍對應用科學學術價值存在偏見，並不欣賞回應業界需求、團隊合作的跨領域研究。因此，這類研究對於研究者累積學術名望或取得終身職來說，並不見得有利。
 

巴斯德象限：學理與應用並不衝突

美國政治學家司托克斯（Donald Stokes）曾提出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並非對立關係的概念：如果以應用為橫軸，左為非應用、右為純應用；以追求基礎知識學理為縱軸，往上追求程度越高。依據研究興趣，就可畫分出不同的象限，純基礎科學代表人物為丹麥物理學家波耳（Niels Henrik David Bohr），純應用的代表人物為美國發明家愛迪生（Thomas Alva Edison），而結合基礎研究與應用科學的代表人物則為法國化學家巴斯德（Louis Pasteur）〔註〕，因此這一象限又被稱為巴斯德象限（Pasteur's qudrant）。司托克斯特別強調巴斯德象限研究者們的重要性，他們能夠同時結合應用與學理、實踐基礎科學的價值。
 

〔註〕據傳1864年的夏天，巴斯德在法國鄉間，聽聞酒莊主人辛苦釀造的紅酒在陳年的過程中，有時候會莫名其妙的發酸，讓釀酒人的一番心血只能付諸東流。巴斯德因此開始思考可以幫助他們的方法，經過反覆試驗後，他發現將新釀的酒瞬時加熱到50～60℃，就可以殺死細菌，進而降低之後發酸的機率，這個做法於日後廣泛應用在食品製造業，為紀念其發明人，此一步驟也被命名為巴斯德殺菌法（Pasteurization）。

 
去（2022）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貝爾托西（Carolyn Bertozzi），也是巴斯德象限中的研究者。貝爾托西曾於史丹佛大學醫學院（Stanford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進行生物及化學研究，主軸聚焦在由應用所啟發的主題，更因此而成立過不只一家新創公司。
 
像是史丹佛或是麻省理工學院等大學，學校技轉衍生新創公司（spin-off）都已經思空見慣，學生清楚也了解科學研究所產生的強大影響力，不只侷限在學術高塔中，也能憾動產業經濟。
 
以臺灣過去的狀況來說，公立學校教師若有擔任行政職，即被認定為公務員，若在校外兼職便觸法，更惶論開設新創公司，幸好相關規定在2017年已有放寬。現階段依《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及《科學技術基本法》，未兼行政職的教師可以擔任公司創辦人／董事，依《從事研究人員兼職與技術作價投資事業管理辦法》兼任董事以八年為限。而兼行政職教師，雖須遵守《公務人員服務法》，不得經營商業或投機事業；但在《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通過後，經任職機構同意後即可列為例外排除。如果未來擴大適用範圍，不限生技新藥產業，可由教育部規定適用的行業。
 
相較於美國大學教師可自由創業的狀況，臺灣仍存在著許多限制，在體制內要實踐巴斯德象限的困難度很高。然而改善陳舊僵硬的法規，不但需要政策制定者更貼近人民的調查現況與需求，也需要被規範人更主動了解政策形成的機制。因為如能從科學政策下手，由上而下的改變缺乏彈性空間的制度，才是最有效率的方式。

如何影響政策制定、改善學術風氣？

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之間建立緊密的合作夥伴關係，將是讓科學家可以發揮更多影響力及潛力的關鍵。無論是研究經費的分配、研究能力的評量方式、研究結果的同儕審核的機制結構等，若能參考回應後設科學研究的結果，或許就能讓政策更貼近科學研究環境的實際狀況、更即時的支持最佳發展方向、改變學術環境的風氣。
 
來自加州開放慈善基金會（open philanthropy）的研究員克蘭西（Matt Clancy），曾在今年8月投書至《自然》期刊，表達他對於科學政策的期待。克蘭西的專業是經濟學，曾經在愛荷華大學（University of Iowa）授課，也曾經在政策智庫工作，這些經歷讓他看見學術研究者與政策之間的差異。在這份投書中，克蘭西於文中提供了三個研究者可以採行的策略，以跨越與政策制定者之間的鴻溝的方法。
 

花點時間在政府部門工作，了解政策形成的過程

前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主任埃爾門多夫（Doug Elmendorf）曾表示，研究者們習慣使用學術專有名詞，並專注在技術細節；但在他的經驗裡，要與國會山莊裡的人有效的溝通，需要清楚明瞭的資訊圖表，幫助闡釋關鍵概念。因為研究者和政策制訂者所說的，雖然都是中文或英文，但也常會因為慣用詞彙的不同，造成雞同鴨講的狀況。如果無法換位思考，再多的解釋可能都是無效的，或許使學術研究者們跨過這道轉譯鴻溝最直接的方法，就是直接花點時間在政府機關裡服務一陣子。
 
一般來說，美國政府是有從學術界借調的正式職等，如總統行政辦公室屬下的經濟顧問委員會（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 CEA）、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NSF）的臨時計畫官、或者國防高級研究計畫署（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 DARPA）的計畫經理。許多機構在過去十年也設計了一些較非正式的職位，例如透過政府人事法案或其他機制提供的有薪或無薪的兼職或遠端工作機會。
 
臺灣也有公務機關人員彼此借調的慣例，若知悉某機關有需求，即可在原服務機關同意之下申請借調，每次不得超過一年，得延長一次。擔任政府機構工作的重點是要意識到，支持科學的聯邦機構並不是單一組織。例如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和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都有數十名決策者，每個人都有一些自主權和裁量權，可以制定諸如如何徵求、評估和分配資源的規則。學術界應該致力於了解特定的項目，試圖理解它們的目標、限制和要求，並提供回饋意見，才有可能看得到合宜的改變。政府機構則可以透過創建更多兼職或短期工作的機會，與研究者們建立關係並從而提供協助。
 

與智庫及非政府組織合作

政府的常規運作就已經是公職人員的全職工作，要試行新政策將加重責任，有時並不容易。舉例來說，美國聯邦科學委員雖然有興趣促成學術研究者參與政策形成，但工作職責之餘已無力再協調組織其他活動，這就是民間智庫發揮功能的時候了。
 
去年，美國科學家聯盟（Federation of American Scientists）及研究智庫（Institute for Progrss）發起了科學政策相關的倡議。他們連結社會學家及聯邦政府的經驗和技巧展開一項後設研究，媒合研究者與科學經費持有者，為學術休假（sabbatical）中的研究者轉介到政府機構服務的機會。臺灣目前尚無類似的非政府機構，期望日後能有發展的空間。
 

改變學術常態，看見由需求所啟發的研究的價值

為了能夠永續進行，由需求所啟發的研究不只要有實用性，同時也必需被認定為具有科學貢獻價值。舉例來說，拉納漢（Lauren Lanahan）與邁爾斯（Kyle Myers）兩位經濟學博士生在求學的過程中，接受指導教授的建議，參與美國國家學院的小企業創新研究計畫（Small Business Innovation Research, BRIR）。經過六個月，他們從學術角度提出對於該計畫的評量，這份報告不但在國會質詢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同時也成為精彩的研究發表，奠定兩位經濟學博士生後續的研究基礎。這或許是個有點完美的例子，學術界普遍來說相當重視研究的創新性及重要性，在意研究與真實世界之間的相關性較少，不過這群人確實存在，也就表示改變是有機會的。
 

讓臺灣學術研究跟上世界腳步，走出象牙塔

臺灣學術研究經費來源相當有限，最大宗還是來自政府。因此學術研究的方向與科技政策息息相關。然而曾實際了解科技政策形成的機制、預算分配的考量的學術研究者，相信仍在少數。其實科技政策及國家機構看似龐大，似乎難以用個人力量動搖，但若能緊貼其發展脈絡，不僅能增加研究計畫通過的機率，也能在需要其做出改變的時候，抓住關鍵環節、省去許多遠路。
 
若要科學發展快速應用於產業，帶動經濟成長，學術就必須走出象牙塔，除去以崇尚追求真理為唯一目標的偏見，改變現有風氣，給予巴斯德象限的研究者應有的欣賞與尊重。這當然不是一蹴可及的事，學術氛圍有賴研究者們共同營造，讓臺灣學術研究跟上世界的腳步。
 

延伸閱讀
Clancy, M. (2023). Want to speed up scientific progress? First understand how science policy works. Nature, 620(7975), 724-7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