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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ke Home Message
•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的情形是「後常態科學」問題，容易助長假消息擴散。
• 民眾在疫情時會選擇以意識形態而非科學知識判斷事態，容易掉入假新聞的陷阱，讓科學、假消息、陰謀論共伴發酵。
• 防疫心理的形成機制複雜，我們應避免激起民眾的意識形態，確保科學知識以透明、開放的方式迎接下一次挑戰。

在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延燒三年多後，終於在最近看見落幕的曙光。在疫情期間，由於時間上的迫切性，加上民眾社交媒體使用習慣的普及，不論是國家或地方公部門都大量地使用社群媒體作為傳播防疫訊息的管道。但也因為流通管道的便利及管制的欠缺，導致如Facebook 、YouTube、Twitter 等社交媒體上充斥著大量錯誤的資訊，造成防疫工作的困難。因此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就首次在這次疫情期間使用了「infodemic」（訊息傳染病）這個新創詞彙，說明假消息也像病毒一樣四處擴散的嚴峻現象。

（123RF）

疫情假新聞的特質

假消息之所以會造成許多民眾心理上的不安，原因之一是民眾不太能理解與接受：「為什麼科學家對於疫情的措施好像沒有共識？」例如口罩、疫苗、社交距離、隔離、病毒共存等，似乎總會有人抱持著有不同的見解。在這種徬徨的情緒之下，正是陰謀論（conspiracy theory）醞釀的溫床。

過去科技社會研究的學者就曾經將科學問題的解決狀況區分成三種類型：首先是具有較高共識且爭議性較低的「應用科學」（applied science），是指單純將確定的科學知識應用在確定的問題情境中；其次則是「專業諮詢科學」（professional consultancy），涉及較多資訊和價值判斷的層面，經常需要透過訓練有素的量化工具輔以質性判斷的方式來面對；最後則是「後常態科學」（postnormal science），這種問題情境具有高度不確定性、價值具爭議、利害關係高、決定時間匆促等特質。COVID-19 疫情就是一個十分典型的後常態科學樣貌。

後常態科學的議題不容易在短時間內達成共識，因此很容易助長假消息的發酵。如果我們將疫情相關的議題以「不確定性」及「利害關係」兩種向度分類，就可以看見許多種類及危害程度不一的假消息。最常見的是「低不確定性」但「高利害關係」的類型，例如戴口罩、社交距離、勤洗手、居家隔離等，這些議題在科學知識上具有比較高的確定性，但也由於利害關係高，所以假消息就會比較圍繞在相關的政治措施上，例如其他國家的劣質口罩流入、有人囤積口罩、特權販賣口罩等傳聞。另一種常見的類型則為「中度不確定性」但同樣是「高利害關係」的類型，疫苗施打就是典型且爭議大的議題，例如疫苗造成基因突變、疫苗導致顏面神經麻痺、接種者大量死亡等假消息，由於牽涉整體的公衛措施，是危害程度很大的類型。其他還有一種「高不確定性」但「低利害關係」的類型，這類假消息數量很多，雖然沒有立即性的大爭議，但會緩緩地影響民眾對於疫情的認知。例如各種社群媒體中盛傳維他命D、魚油、蜂膠、鋅片、綠茶是防疫聖品，這些說法雖有相關科學研究在進行，但尚未被多數科學社群認可，有心人士卻可以透過斷章取義的方式影響民眾，甚至還能以相關的說法牟取金錢利益。

意識形態所驅動的共伴效應

在疫情期間，這些不同程度與特質的假消息傳播也間接造成民眾的各種恐慌。在這些不安與噪動的氣氛中，民眾還可以理智地運用科學知識協助、判斷事情的真偽嗎？筆者團隊曾實際在臺灣疫情從平緩進入動盪的期間（2021 年8 月11 ～ 16 日）使用問卷進行大規模的調查，問卷題目包含對於不同疫苗的接種意願與風險評估、對於政府防疫成效的觀感、各種疫情相關假訊息的看法等。研究的結果著實出乎意料，在這些不同的題目選項中，民眾的填答幾乎和他們具備的知識程度及學科領域都沒有關連性，但卻與個人的政黨傾向有顯著相關。政黨認同傾向泛藍與泛綠者在許多立場及資訊的判讀上，都有天差地遠的區隔。總結研究結果可以發現，不論是對於媒體記者的期望、政府防疫的態度、疫苗訊息的認知等，「政黨認同」都扮演了一個最為顯著的影響角色，而且隨著該議題的政治意圖相關性愈高，影響的顯著性也愈高。

從調查結果可以看出，一般民眾在面對疫情的訊息時，多處在極度不安及徬徨的狀態。即便多數人都會贊成「疫情終究需要以科學知識形成的公衛戰略獲得解決」，但無奈的是在時間窘迫、生命受威脅的狀態下，人們一不小心就會陷入某些假新聞設下的陷阱，最後選擇用最簡化的意識形態判斷周遭事態。嚴重者甚至被假消息撩撥出情緒性的怒火，認為任何防疫舉措的背後都有一群另有圖謀的人。於是科學知識、假消息、陰謀論就在這狀況下共伴發酵，構築了許多人面對疫情時的態度。

科學傳播的對抗策略

面對這樣的窘境，科學傳播能夠做些什麼呢？在古典的科學傳播思維裡，認為一般民眾欠缺科學相關的知識，所以只要努力地填補這些知識的不足，就可以引導民眾在科學的指引之下破除相關迷思。但是在疫情揭示的「後常態科學」情境中，這樣的想法恐怕不管用。因為連科學專家之間都可能由於彼此意識形態的不同而相互爭論，一般民眾恐怕更難以援用科學知識進行決策。

在科學菁英的眼裡，或許覺得民眾被意識形態驅動的觀點非常不理性，但是這些動機推理（motivate dreasoning）〔註〕其實有它背後所孕育而成的社會文化意義，急著用「清零」的方式去剷除這些所謂的「非理性」觀點，恐怕不會有很好的效果。科學傳播者能做的應該是極力開發可以統合專家知識及民眾經驗的可能作法，誠如晚近有學者所倡議的「非家長式知識傳播」（non-paternalistic knowledge communication）理念，這個想法主張應該對傳統的科學普及方式做出三方面的延伸，包括：透明、理解外界對公共資訊的需求、對公共批評持抱持開放的態度。

〔註〕動機推理是一種認知的反應，指人們有意識或無意識地選擇和接受與自己先前信念相符的訊息，即使有相反的證據也會傾向忽略或拒絕，而繼續強化與個人信念相符的看法。

也就是說，我們可以理解疫情期間民眾在心理上的不安及恐懼如何產生，尤其民眾一旦懷疑科學知識成為政治服務的對象，那麼陰謀論的火苗就會像星火燎原一樣被助長，可能一發不可收拾。例如疫情期間，社會上突然頻繁地出現「國家隊」這個用詞，以口罩供應、疫苗研發、快篩試劑採購等各項措施來看，是不是需要冠以這麼多「國家隊」的光環及稱號，隱然是一個可以反省的議題。因為這些不同的防疫措施背後，雖然仍籠罩在某些不確定的因素之下，但每一項措施其實都有明確的科學知識作為支撐的依據；即使未必是百分之百完美的解方，但確實是多數專家最大公約數下的相對最佳作法。這種狀況之下，當我們將某項以科學知識為主體的措施冠上「國家隊」的名號，看似振奮人心，但人們終須了解防疫畢竟不是一場世界棒球經典賽（World Baseball Classic, WBC）。當防疫行動被添加上過度的國族及政治色彩，就像是在一個布丁中打入太多的雞蛋，不僅增添了沒有必要的風味，更容易成為泛政治化的引信。

此舉不僅會讓持有不同意識形態的人懷疑「是不是你只希望大家歌頌與相挺這措施？這些措施是不是不容許批評？」，在經過發酵後，下一步就極可能演變成懷疑「事情背後是不是有些不為人知的暗盤？」。最後，這樣的做法也將違背了「對公共批評持開放態度」的原則。因此即使在防疫期間，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努力地透過固定記者會達到資訊的「透明化」，也藉由各種宣導回應「外界對公共資訊的需求」，但最終卻仍然在泛政治化的陰影下，養大了意識形態的影響力，而且間接強化了科學知識與假消息、陰謀論之間的共伴關係。

防疫心理由一個十分複雜的機制所形成，如果我們可以多一些警覺，並避免喚起民眾心中意識形態的大魔王，在維持民眾的信任作為基礎前提之下，以科學知識的溝通作為主體，在複雜的問題情境中經由透明的方式讓科學知識真正發揮獨立性及有效性，這樣才有機會打斷科學知識與假新聞、陰謀論之間的鍵結，確保科學知識在噪動氛圍下的專業運作空間，我們才有機會更好地面對下一次未知的「非常態科學」挑戰。

延伸閱讀

1. Funtowicz, S. O. & Ravetz, J. R. (1992). Three types of risk assessment and the emergence of post-normal science. In S. Krimsky & D. Golding (eds.). Social Theories of Risk (pp. 251–274). Praeger.
2. 黃俊儒、羅尹悅（2023）。當科學知識遇上意識形態？民眾對於COVID-19 疫情訊息的態度與認知。傳播研究與實踐，13（1），149–183
3. Peters, H. P. (2020). Science communication: Knowledge dissemination or public engagement?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Practice, 10(1), 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