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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ke Home Message
•《生物多樣性公約》（CBD）根據定期舉辦的締約方大會（COP）決定執行工作，以達成全球生物多樣性目標。
• 去（2022）年底的COP 15 訂下新的策略計畫與目標，以接續COP 10 未完成的工作。雖更全面和具體，但未來成敗仍取決於執行狀況。
• 臺灣過去在CBD 的目標上有所貢獻，然而政府對CBD 重視的程度仍不及國際公約，應繼續滾動修正並將生物多樣性納入主流。

任何關心生物多樣性現況與未來的讀者都需要了解《生物多樣性公約》（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CBD）的內容與它的發展。這份在1993年正式生效、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國際公約，目前有196 個成員（締約方），它們共同承諾且致力於達成三項主要目標：保育生物多樣性、永續利用生物多樣性，以及公正合理分享由利用遺傳資源（genetic resources）〔註〕所產生的惠益。

註：根據CBD第二條，遺傳資源是指具有實際或潛在價值的遺傳材料；遺傳材料則是指任何植物、動物、微生物或其他來源中含有遺傳功能的材料。

《生物多樣性公約》的運作

和其他國際性公約組織的運作方式類似，CBD 依據定期舉辦的締約方大會（Conference of Parties,COP）所通過的決定執行各項生物多樣性工作，並以大約每十年一期的間隔檢討生物多樣性工作的執行狀況，滾動修正下一個十年預計推動的整體策略計畫與目標。同時鼓勵締約方配合修正與執行各國的國家生物多樣性策略計畫（National Biodiversity Strategies and Action Plans, NBSAP），藉此協調眾國的努力以達成全球生物多樣性目標。因此每十年一次的策略規劃與目標設定都是一個里程碑，締約方需要檢視、累積過去成功與未能成功的經驗與教訓，調整步調使下一階段的執行成果能更接近理想目標。

例如2002 年第六屆締約方大會（COP 6）通過了該公約的2002 ～ 2010 年策略計畫和「2010 生物多樣性目標」，預期到了2010 年時能顯著減緩生物多樣性的流失速度，並在兩年後的COP 7 通過了「2010 生物多樣性目標」的11 項具體目標與21 項次目標。而在2010 年的COP 10 則在檢討「2010 生物多樣性目標」的進展與缺失後，通過了「2011 ～ 2020 年生物多樣性策略計畫與愛知生物多樣性目標」（以下簡稱愛知目標），設定出20 項要在十年內達成的目標。

2020 年原本預計舉辦COP 15 檢討執行成果、滾動修正，並提出2021 ～ 2030 年的策略計畫與目標，但卻因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在全球升溫，策略計畫草案工作小組、各締約方與民間團體代表的會前協商討論無法順利進行，使得策略計畫草案的內容遲遲無法定案，最終就連COP 15 也無法如期舉辦。會議時間不斷地延後，直到2021年才決定將COP 15分兩階段召開，第一階段的會議在2021 年10 月11 ～ 15 日以線上與實體並行方式進行，重點是決定CBD 的預算；第二階段的會議又因疫情經過兩次延宕，終於在去（2022）年12月7～19日完成實體會議。

有進展卻未達目標？

過去的執行情況及COP 15 的新目標檢視全球生物多樣性的狀況與檢討各期生物多樣性策略計畫與目標進展的主要依據是「全球生物多樣性展望」（Global Biodiversity Outlook, GBO），也就是CBD定期出版的報告。它總結了各方和各區域、國家新發布的生物多樣性研究與評估資料，呈現出全球生物多樣性的狀況與趨勢，並提出需要採取行動的綜合證據與建議，供CBD相關決策和制定新的策略計畫與目標參考。

2020 年出版的GBO 5 指出，20 項愛知目標中有10 項目標進展顯著，有六項目標可算部分實現，包括實行良好漁業管理的地區，海洋魚類族群豐度得以維持或恢復（目標6）；成功清除外來入侵種的島嶼數和鎖定優先處理的外來入侵種進入途徑以避免再度入侵的案例數增加（目標9）；2000 ～ 2020 年，陸域保護區面積從10％增加到15％，海洋保護區面積從約3％增加到7％，同時對生物多樣性具有特別重要意義區域的保護也從29％增加到44％（目標11）；《名古屋議定書》（Nagoya Protocol）〔註〕已在至少87 個國家和國際間充分運作（目標16）；170 個國家已根據《2011 ～ 2020 年生物多樣性策略計畫》更新了NBSAP（目標 17）；各界可獲得的生物多樣性資料和資訊大幅增加（目標19）；透過國際資金流動使生物多樣性可用財務資源加倍（目標20）。然而整體而言，全球生物多樣性仍在流失中，沒有任何一項愛知目標被完全實踐。

註：《名古屋議定書》的全名為「關於遺傳資源獲取與公平平等分享使用惠益的名古屋議定書」，是CBD 的第二份議定書，目的在以公平合理的方式分享對遺傳資源的利用所帶來的惠益。

根據GBO 5 的總結及針對諸多未達標的分析所提出的改善建議，再經過多方的諮詢、協商、討論，甚至辯論，COP 15 終於通過了雖不能讓所有締約方滿意，卻勉強能接受的「昆明－蒙特婁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Kunming-Montreal Global Biodiversity Framework, GBF）〔註〕作為2022 ～2030 年全球推動生物多樣性工作的依據。GBF 的內容涵蓋了《2050 年願景》和《2030 年使命》，以及希望在2030 年能夠實現的23 項目標。這23項目標可歸類為：減少對生物多樣性的威脅（目標1 ～ 8）、透過永續利用和惠益分享滿足人們的需求（目標9 ～ 13）以及執行和使生物多樣性主流化的工具和解決方案（目標14 ～ 23）。希望在未來十年（到2030 年時）逐步減緩生物多樣性喪失的趨勢，並在往後的20 年扭轉此一現象，改善生物多樣性、恢復自然生態系，以實現2050 年「一個與自然和諧相處的世界」的願景。

註：可掃描QR code 閱讀GBF 目標內容   

根據長期觀察CBD 發展的媒體分析：除延續愛知目標中尚待達成的目標外，GBF 比愛知目標更包容、更全面、具體，但也更複雜。特別是目標2和3 比以前的目標更具企圖心，分別是到2030 年前確保至少30％的退化陸地、內陸水域、沿海和海洋生態系得到有效恢復（愛知目標是15％）；以及透過保護區和其他有效的區域保護措施，有效保護30％的陸地、內陸水域、沿海和海洋區域（愛知目標分別是陸域17％、海域10％）。而目標12 增加城市地區藍綠空間面積並改善它們的品質與生態連通性；目標15 要求大型跨國公司和金融機構對業務、供應和價值鏈及投資組合監測、評估和透明地披露風險、依賴性和對生物多樣性的影響，均是愛知目標沒有提到的項目；目標19則有更明確、量化的資源調動目標。此外，COP15 還為了配合GBF 通過相關的指標與監測架構、能力建構和發展的長期策略框架等決定，以及規劃、監測、報告和審查的機制，以利締約方執行。但無論GBF 的內容如何，成敗仍取決於未來實際的執行狀況。

臺灣生物多樣性的目標與執行，跟得上國際公約嗎？

臺灣雖非CBD 締約方，但行政院自2001 年通過《生物多樣性推動方案》以來，相關單位皆持續追蹤CBD的進展，並檢視國內生物多樣性狀況，先後於2007 年與2015 年依據《2010 生物多樣性目標》與愛知目標，滾動修正臺灣NBSAP的內容，並透過22 部會共同執行，至今已有相當豐碩的成果〔註〕。對大部分愛知目標的達成也都有所貢獻，包括減緩棲地流失（目標5）、保護脆弱生態系（目標10）、保存基因多樣性（目標13）、更新NBSAP（目標17），以及累積、分享、應用生物多樣性資訊與知識（目標19）等，其餘各項目標大都有程度不一的進展，唯有目標16（遺傳資源的獲取與惠益分享立法）與目標20（增加生物多樣性工作的預算比率）較無進展。\

然而在國際間紛紛倡議加強保護自然以達成全球永續發展目標、氣候變遷減緩與調適、巴黎協定等目標的同時，臺灣政府對CBD 重視的程度遠不及氣候變遷綱要公約。無論在國家永續發展目標、氣候變遷減緩調適、淨零排放、水資源管理、防減災等重要政策的推動上，生物多樣性可以扮演的角色與可以發揮的潛力卻嚴重被忽視。投入生物多樣性工作的人力與資源更遠不足氣候變遷相關事務，包括政府尚無具體的生物多樣性監測架構，也從未評估整體生態系服務，因此仍無法掌握生物多樣性與生態系服務變化的趨勢，以及變化趨勢對達成上述各項重要政策的影響。

因此在GBF 定案後，臺灣除了需要繼續依據GBF滾動修正NBSAP的內容外，還需注意以下重點：

1. 深刻了解維護與改善生物多樣性與生態系服務對於提升人類福祉、氣候變遷減緩與調適及達成永續發展目標的重要性，並將它主流化。也就是說，需改變公私部門以往「將生物多樣性只視為自然保育部門業務」的錯誤認知。在規劃和執行與永續發展目標、氣候變遷減緩調適、淨零排放、綠能、國土計畫、水資源、防減災等重要政策、策略、行動時，應納入維護、改善生物多樣性與生態系服務的思考，同時注意部門間縱向與橫向的協調整合，以及從中央政策規劃到地方落實執行的連貫性，以協調一致的方式推動生物多樣性相關工作。

2. 落實維護良好的生態系、恢復退化的生態系以逐步達成CBD 2030 目標及2050 年願景。「維護良好的生態系與恢復退化的生態系」是GBF目標2與3的重點，也是聯合國將2021～2030年定為生態系恢復十年、並鼓勵各國致力於恢復劣化生態系、增加自然資產與強化生態系服務，以提升人類福祉的目的。然而臺灣的農田、淺山、流域、海岸、海洋生態系仍持續劣化中，從中央到地方都輕忽生態系維護與恢復的重要性。此方面的工作應是後續NBSAP 特別需要加強的工作。

3. 無論永續發展目標或是生物多樣性目標的達成，都需要政府和全社會進行必要的變革，包含確定生物多樣性與國家發展目標的關聯，將自然的價值內化，並依此規劃整合性策略、優先行動，盡快調整相關政策、法規、制度、組織，合理分配財務和其他資源，加強能力建設、研發適當的政策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