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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1-03選舉中的理性與感性 選民的群眾心理 會受到哪些因素影響? 635 期

Author 作者 李怡青/臺灣大學心理系教授,相信研究可以化解無知,減少社會上的意識之爭,專長為性別議題、群際關係、權力、政治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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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性思考下,人們可能會產生「不差我這一票」的想法,使許多選民不參與投票,因此選舉中的非理性思考也很重要。
►造勢活動常能夠激發選民們感性的一面,而候選人到市場與民眾握手、拜會等活動時,也能增加他們投票給該候選人的意願。
►現代選舉結合網紅行銷,增加政治人物觸及年輕世代選民的管道,但也會使選舉重點不再是傳遞政策或理念,而變成個人包裝、話題製造的多寡。

在2016 年的美國大選中,當時的共和黨參選人川普(Donald Trump)擊敗民主黨參選人希拉蕊(Hillary Clinton)當選美國總統,此結果跌破專家們的眼鏡。在選前的十家民調中,有九家民調公司預測希拉蕊將以一到六個百分點領先川普,只有一家民調預測川普會領先三個百分點。這場選舉的結果不僅象徵以民調預測選舉結果的失準,也顯示了選民的心意莫測難辨。

民主制度需要仰賴選民的「不理性」?

民主制度要能夠有良好的運作,很大一部分需要依靠選民們認真思考候選人條件、熱衷投票,最後選出自己心目中最理想的人。政治學者們常以理性決策者的角度探討選舉投票行為,不過他們通常也會發現投票行為的「不理性」成分,民主制度的運作甚至需要仰賴某些不理性的想法。

首先,由於每個人只能投一票,而大多數的選舉票數差距都遠遠超過一票,這使得個人投票行為對選舉結果的影響力不大,因此在理性思考下人們可能就會選擇不去投票,造成民主制度運作上的問題。也就是說,選民心中會浮現「不差我這一票」的想法,使得許多選民不去投票,產生投票率低的情況,而這種心態特別容易發生在差距懸殊或選民心中不太重要的選舉中。舉例來說,臺灣的立法委員選舉在未合併總統選舉辦理時,投票率低於60%,但與總統選舉合併辦理後的投票率遠高於60%,甚至達70%以上(表一)。不過,以上資料也顯示仍有近60%的民眾排除了理性評估投票代價(如花費的時間)與收穫,僅是基於國民義務或情感因素(如避免後悔、對支持候選人的情義相挺)而投票。

表一|總統大選與立法委員選舉投票率

不過即使參與投票,選民也不一定能認真思考各個候選人的條件後做出理性判斷。依據理性的觀點,選民會排序議題的重要順序,並選出在重要議題上看法與自己最接近的候選人來代表自己。然而,研究者發現選情的複雜程度、選民的能力與意願、候選人表達的清晰程度,都會影響選民是否能正確判斷候選人在不同議題的立場。美國學者達拉格(Jon Dalager)過往針對美國參議員選舉的研究發現,在選後兩個月內約有35.4%自稱有參與投票的選民,能正確回憶出至少一個當初該州參議員選舉時曾被討論的議題,另外有38.7%沒辦法回憶出任何與該選舉有關的議題。換句話說,選民中有對於候選人爭論議題熟知的人,也有對於選舉議題一無所知的人。而這些能正確掌握議題與候選人相關資訊的選民,多半是教育程度高、對政治感興趣、有穩定的政黨認同,且在選舉中與候選人有較多個人接觸的人。

選民對於候選人在不同議題上的立場會有判斷的困難,除了自身對於政治不感興趣、資訊掌握能力較差(如教育程度較低)、缺乏政黨認同等個人因素外,候選人的立場閃避與選舉中的諸多活動同樣會影響選民的判斷。對於較難吸引選民興趣或具有爭議性的議題,候選人常採取不表態或兩邊都討好的態度,讓選民難以辨別候選人的真實立場。以同性戀權益為例,由於主流社會的看法分歧,因此候選人評估主動表態支持搞不好會失去保守派的選票,而爭取到的同性戀支持者又屬於少數,因此通常不會主動表態。不過當同志群體意識到這點後,多半會在選舉中設計活動要求候選人表態,或是評估候選人政策來讓選民參考。

激發選民的感性,能增加他們的投票意願嗎?

選舉中許多造勢活動能夠激發選民們感性的一面,也降低選民理性判斷的能力。首先,研究上發現當選民與特定候選人有比較個人式的接觸,像是候選人到傳統市場與民眾握手、拜會、參加紅白帖等舉動時,通常會增加選民們投票給該候選人的意願;罐頭式的錄音電話則未能增加選民的投票意願。由於臺灣民眾重視人與人的關聯性,這種個人式的接觸不僅發生在候選人與選民之間,也發生在選民與他的親友之間。筆者過往的研究發現,即使控制了選民對候選人的評估與選前的投票意願,親友對特定候選人的支持度也會影響該位選民最終投的票。透過親友的請託,即使是 對某位候選人沒有特別看法的選民,往往也會票投特定候選人以賣給親友們人情;而有些家長也會要求成年子女票投給特定候選人。

另外,在選舉競選晚會上感性的訴求,常會感動與會者將自己的一票投該名候選人。最經典的例子之一,是前民主進步黨立法委員盧修一在政壇發展順利之際卻罹患肺腺癌,他在病程末期仍抱著病體參加蘇貞昌的選前晚會,當著上萬選民面前跪了下來, 懇請鄉親支持蘇貞昌。那一年,蘇貞昌以不到三萬票差距,擊敗臺北縣國民黨候選人謝深山。這些選前告急的悲情牌能激發選民的同情心或正義感,常獲得正面結果。

研究發現當選民與特定候選人有比較個人式的接觸,如與民眾握手、拜會等舉動後,通常會增加他們投票給該候選人的意願。(123RF)

 

在選舉造勢大會上感性的訴求,常會感動與會者,將自己的一票投該名候選人。(123RF)


此外,人們也通常會投給自己所支持的政黨派出的候選人,無論他們提出的政見為何。美國史丹佛大學 (Stanford University)心理學教授寇恩(Geoffrey Cohen)以實驗法(experimentation method)操弄政策內容與政治人物的政黨,結果發現相同的政策內容如果是自己認同的政黨政治人物提出,民眾會傾向支持該項政策,但若是由對立政黨的政治人物提出,則不獲支持;顯示選民對於政策的解讀與判斷往往基於政黨傾向,而不是對於政策的客觀理解。寇恩更發現這種支持自家政治人物的判斷,並不是人們懶得思考或使用捷思法(heuristics)路徑〔註〕 所致,而是經過仔細思考之後的結果,人們會基於對於自家政黨的理解來正面解釋政策;而會基於對立政黨的理解,反面解釋政策。

註:捷思法是一種依賴過往經驗以幫助問題解決的法則,人們通常會從問題提供的訊息來快速的聯想、找尋可能較為正確的解題方法。

此外,政黨對於人們的影響還有另一種方式:透過人們未能察覺的內隱政黨連結。我們對於政黨的好惡之心,有自己能察覺到的,稱為外顯政黨認同;還有自己無法察覺到的,稱為內隱政黨認同(implicit party identity)。筆者過往的研究發現,在外顯政黨認同低而隱性政黨認同高時,隱性政黨認同主要會影響選民的投票意願與投票行為,例如一些自認對民進黨沒有特別偏好的選民,如果內隱政黨認同偏好民進黨勝過國民黨,會比較高程度地支持2014年臺北市市長選舉時與民進黨友好的柯文哲,也比較會將票投給他。

(Image by Freepik)

結合社群、網紅行銷的選戰,是利還是弊?

在資訊爆炸的現代社會,選舉資訊除了早期的選舉公報、候選人的政見發表會、選舉廣告,到了現代已經結合社群媒體與網紅,形成現代選舉的兩個特色,也增加了選民理性思考的困難。由於社群媒體的訊息傳遞速度快,且傳遞者多為自己認識的親友,民眾容易減少對資訊篩選的警戒心,以至於相信貼文是真的;而愈相信貼文是真的,人們也就愈會轉發該則貼文⸺即使是假新聞,例如聯合國引入數百萬移民來維持歐美人口數的貼文。

現代選舉結合網紅行銷,常利用網紅的人氣來行銷政治人物,增加政治人物觸及選民的管道與機會,也能觸及傳統平臺較難接觸到的選民世代(如年輕世代)。社群媒體與網紅的優勢雖然能製造話題、吸引選民的注意,進而增加選民投票的意願,但缺點是選舉的重點不再是政策或理念的傳遞,而是變成個人的包裝、話題的製造機。而在這樣的競爭之下,資訊的 正確性應該如何確認?交流互動的相關規範應該為何?仍有待時間逐步釐清。不過,社群媒體與網紅在選舉中不可能消失,反而可能會蓬勃發展,如何利用社群媒體化解傳統選舉中的困境(如增加選民投票意願),又不致於產生新的問題(如假新聞、黑函的攻訐、選舉候選人商品化),都在在考驗著現代選民的智慧。

過往對人們投票行為的理性與非理性層面研究告訴我們,兩種層面不見得是對立面,而可能是相輔相成:對國家的情感連結可能讓我們忽視每人一票的微薄與無能為力,願意搭返鄉車數小時投下自己的那一票;在投票中理性地判斷政策對自己與其他人的影響,將選票投給整體評估最佳的選擇。民主制度要能良好運作,究竟需要哪些理性思考?哪些感性連結?我們每一次的選舉都是一次學習。不同於獨裁政治或君主制度,我們可以從錯誤中學習。或許下次多一些情感的考量(如對弱勢的同理心);或多一些理性的考量(如對政策多一些了解)。也許有那麼一天,選民每次都能夠明辨政治人物的操作,找到理性與感性平衡的點,選出對人民的最佳選擇!

現代社會的選舉資訊結合了社群媒體與網紅,也增加了選民理性思考、分辨真假訊息的困難。(123RF)

延伸閱讀
1. Cohen, G. L. (2003). Party over policy: the dominating impact of group influence on political belief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5, 808–822.
2. Dalager, J. K. (1996). Voters, issues, and elections: Are the candidates’ messages getting through?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58, 486–515.
3. Lee, I.-C., et al. (2016). Voting intention and choices: Are voters always rational and deliberative? PLOS ONE, 11, e01486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