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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稍稍涉獵過演化生物學與歷史的讀者，可能知道， 達爾文（Charles Robert Darwin）隨著小獵犬號探勘航行的五年中，雖見到加拉巴哥群島上各種鷽鳥的形態差異，但還沒完全拋棄「物種不變」的觀念。回到英國，把該群島上所獵得的鳥標本，交給博物館的專家後，才獲悉這些差異，不只能分成不同種，還能分成不同屬呢！

這專家的話，足以讓他完全拋棄「物種不變」的理論，但甚麼樣的力量，能讓一個生物群體逐漸變化呢？

一本啟發天擇學說的著作？

達爾文的自傳內提到：「在1838年10月的一個晚上，我為了消遣散心，正好拿起一本馬爾薩斯（Thomas Robert Malthus）的《人口論》來讀，由於那時我已經長期觀察過動植物的生活習慣，所以相當能體會，在生物界裡無處不發生的競爭。突然間，我的腦中蹦出了一絲靈感：在這種競爭的狀況下，較有生存優勢的變異品種，應該比較能生存，而不太能適應環境的個體，就較易被淘汰。若這種情形經年累月延續下去，就會造成新種的產生。」

達爾文這一段話，指出「天擇」觀念的起源，似乎與這一本經濟著作有關，我們可以想像，達爾文為了尋找靈感，上窮碧落下黃泉地，廣泛閱讀各類書籍，以便把各領域的知識或理論，以比擬的方式，轉應用於他正思考的問題。

馬爾薩斯所著，1798年版《人口論》一書的標題頁。
那麼是否《人口論》有不少數字證據，能支持馬爾薩斯著名的言論：「生物的增殖，是幾何級數，而糧食的增加，是算術級數」呢？筆者找了一本《人口論》，翻來覆去地找他所列人口數字，感覺雖有但不多，除了美洲殖民地上的白人，在殖民早期，確有每15~25年增加一倍的事例，但人類久居之地吧，停滯、增加、減少均曾發生，糧食的生產數字更找不到呢，以這樣薄弱的證據，若想在當今「人口學」相關雜誌上發表，可能會受到屢次退稿的厄運呢！

幸好我手上的中譯本，是商務印書館所出版，當中有學者李宗正的〈評馬爾薩斯人口原理第一版〉一文。該文明白指出，這是兩百多年來，在社會科學領域爭議最多的一部著作，而且它之所以出現，就是要與當時其他著作的作者葛德文、孔多塞等人論戰，換句話說，可謂「弦箭文章」。

人口論的伏筆—繁殖力

由於英帝國在18世紀中葉，就掌握了極大的海外殖民地，這一廣袤的市場，給予機器式大量生產最佳的機會，是以18世紀後半，工業革命首先出現於英國，圈地運動後，大量被驅離土地的農民，剛好成為工廠內工人的來源，僅足生存的工資，加上對童工、女工的剝削，造成無產階級的不滿，再加上法國大革命的影響，18世紀末的英國思想界，有兩個陣營在論戰。

受啟蒙主義影響，要求打破特權及壓榨，在法國有孔多塞，在英國有葛德文。葛德文認為，理性是支配動物生活的真正動力，它將把人類引上不斷改良及日趨完善的道路，政府庇護非正義的制度，維持人類財產的不平等現象，因此他主張廢除政府及現行法律，讓理性能建立一個政治公平的體系，他的《論政治正義及其對道德和幸福的影響》一書出版於1793年，對英國一般民眾及知識分子都有吸引力。

而站在相反立場的即是馬爾薩斯，他出生於一個土地貴族家庭，受了牛津大學及劍橋大學的學碩士教育後，當上了英國國教的牧師。

馬氏的父親雖靠祖先遺產過著紳士生活，但因與休謨及盧梭都有來往，受啟蒙主義的影響，思想頗激進，同情法國革命，贊成社會改革。當他把這意見與兒子討論後，兒子頗為反對，就突然想出了，以「人口過剩」作為反對「法國革命和社會改革」的論據。

他首先標舉出食慾及性慾不受理性限制，只要有飯吃，便要生小孩，因此他認為人口過剩的衍生物，如罪惡及貧窮，不會因制度改變而減少。他說：「與使人類生活的水流混濁的那些根深蒂固的不潔原因相比， 人類制度只是漂浮在水面上的羽毛」。

由李宗正的分析， 我們就略能了解，《人口論》是現實政治經濟制度的論戰。雖然它的人口資料很薄弱，但卻很受歡迎，出了六版，受英國知識分子較廣泛注意，而頗關心現實政治及經濟狀況的達爾文，自然會知道及擁有這本書。據考證，達爾文所讀的書，正是《人口論》第六版。

縱使馬爾薩斯的論點，其不符合人類歷史實況處，被馬克思及其他社會學家，給予極詳細的批判，但他那起始論點，若能改敘為：「生物繁殖潛能大，但環境對這潛能的長期實現，會有各種限制」，則依然可以成立。或許就是馬氏反覆強調的這一簡單論點，被達爾文所心領神會，反成就了生物學裡，最重要的觀念，即「自然選擇」。

要想以實際證據， 確證天擇存在， 極不容易，首先要有長期且大量的族群資料，方足以知某一時期某一族群的某一性狀的變異範圍，其次要鑑定天擇的媒介（agent of selection）何在，也就是說，自然中何種因素，對族群施加選擇之壓力，讓族群中擁有何種特質的個體，有較高的生存及生殖機率，再次要觀察長久時間後，變異範圍是否明顯轉移了。……【更多內容請閱讀科學月刊第52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