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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為栗山茂久著作，《身體的語言：從中西文化看身體之謎》書摘＊

本篇文字出自栗山茂久《身體的語言》一書第二章〈觀察的方式〉，試圖解釋為何在醫學史上，唯獨古希臘醫學格外重視「肌肉」？
作者在本章將討論，歐洲醫學所研究的「具有肌肉的身體」，究竟是在什麼樣的觀點與觀察方式下出現的。

那麼，解剖的權威地位是如何造成的呢？這個問題的重要性不僅在於解釋肌肉發達的身體，也在於了解圖一與圖二之間的差異。這兩張圖之間最大的差別絕對是：其中之一是解剖學的產物，另一者則否。但是我們一旦要探究解剖學的地位，就會馬上碰到另一個較細膩、而次序上也較為優先的問題：也就是，解剖學是什麼？

阿克涅特（Erwin Ackerknecht）在他所著的《醫學簡史》（Short History of Medicine）中指出：「即使在某些具有剖開屍體之習俗的原始部落──他們剖開屍體為的是要探求『巫術原則』── 他們的解剖學知識仍然和其他民族一樣低落。」在探討阿茲特克（Aatec，十五至十六世紀中美洲最強大的民族）的醫學傳統時，他又指出：「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古代墨西哥的人體獻祭儀式使他們擁有許多觀察人體內部的機會，但他們卻沒有發展出較高階的解剖學知識。」

就這一點而言，希臘人也有內臟占卜的柏拉圖認為肝能夠反映出一個人的思想，這便使我們聯想到巴比倫人和伊特魯里亞人（Ertuscans）所實行的腸占卜。希臘人的習俗可能即源自於此。內臟占卜在荷馬時代還不存在，要等到梭倫（Solon）的時代才成為希臘宗教裡的一部分，並取代了鳥占術。塞浦路斯人尊崇宙斯（Zeus）為「內臟的解剖者」；而希臘歷史中每一位領袖及占卜師在發動戰爭或遠征之前，都會以獻祭動物的內臟先行占卜。

這種認為真相隱藏在身體裡面的信仰，在古典世界十分普遍。在旁觀者看來，內臟占卜家和後希波克拉底時代的解剖學家所行使的行為似乎相同。事實上並非如此。不論動作上看來多麼類似，內臟占卜和醫學上的解剖畢竟是極端不同的研究方法。也就是說：除了對體內所隱藏的祕密感到好奇、以及樂於動刀之外，解剖學的出現一定還有其他原因。

解剖學家和占卜師的觀察方式有什麼不同？雖然許多古文明（包含中國在內）都曾剖開動物或人體以觀察內部，他們的觀察方式以及所見到的東西卻都互不相同。

探討解剖學的基本問題之一就是：這種特定的觀察方式是如何形成的？

舉例而言，巴比倫人經常研究動物的身體內部，而他們所製作的肝臟模型顯示他們的觀察力頗為敏銳。但他們也沒有發展出希臘人那種對於身體結構的認識。為什麼？他們有機會，也有足夠的能力。西格里斯（Henry Sigerist）認為他們缺乏動機：「這個民族既能夠觀察到動物的微小動作，以及動物肝臟的細微變化，他們應當也有某種程度的能力揭開生物體內結構的祕密──『但前提是他們必須感到有這種需求』」
（譯註：雙引號為本書作者所加）。

解剖學代表了一種特殊的需求、特別的欲望。因此，觀察方式之所以不同，可能是由於目的不同。也許占卜師將內臟視為超自然世界的徵象，也許他們想從中看到過去和未來，而解剖學家則僅僅將身體視為身體──他們的目的就是要了解身體本身。不過，將一樣東西視為徵象，或是純粹觀察其本身，這兩者之間的差別又有什麼意義呢？世界上究竟有多少種觀察方式？阿克涅特對解剖的看法如下：「這項技術本身若沒有結合科學精神，對於科學知識便一點幫助也沒有。而一旦結合了科學精神，解剖後的身體便是取之不竭的知識來源。」不過這段話也沒有解答我們的問題。真正的重點在於，那具有「科學精神」之觀察方式的特質──亦即解剖學之觀察方式的本質。

古希臘文明的著名特色之一，就是其語言中許多與認知有關的詞彙都來自於視覺經驗。舉例而言，斯內爾（Bruno Snell）在解釋荷馬史詩中「noos」一詞的概念時，指出其動詞形式「noein」，意為「在心中對某物的形象具有清晰的想像。『noos』一詞的重要性即是在此。我們的內心才是清晰影像的接收者，或者說是接收清晰影像的器官⋯⋯因此，『noos』就是視覺敏銳的內心之眼」。

埃斯庫羅斯（Aeschylus）也曾經提到「如同具有眼睛的理解力」（phrena ōmmatōmenēn），品達（Pindar）則提到「盲目的心」（tuphlon ētor）。而「ideō」（我看）這個動詞則演變成為名詞「idea」（想法、觀念）以及「eidos」──意指形體、影像、類型；在柏拉圖的哲學裡，則是科學（epistēmē）的唯一目標。柏拉圖著名的洞穴說即是在探討這種觀看與理解的融合。

從這方面看來，我們可能會認為，如此注重視覺的文化傳統，會孕育出解剖學這種極為仰賴觀察的科學，是再自然也不過了。但這種泛論根本算不上是解釋。在文學或哲學上思考視覺與理解力的不同是一回事；血淋淋地檢驗內臟則是另一回事。柏拉圖對於「善」的啟發性看法和解剖屍體之間有極大的落差。以下這個問題並沒有解決：解剖學家為何要觀察身體內部？而他們又是以什麼方式觀察的？

說到解剖的動機，現代人馬上會想到解剖在醫學上是有用而且必要的。因此我們很容易便接受了一般教條式的論點，如塞爾蘇斯（Celsus）所說的：「既然各種病痛都起於體內⋯⋯因此對身體內部結構不了解的人就無法對症下藥。所以解剖死人的屍體並檢驗其內臟與腸胃是必要的。」

不過若在古代，這種推論可能就不那麼令人信服了。我們要記得，現代醫學在麻醉及消毒藥劑發明之後而開始廣為應用的外科手術，並不包含在古代的醫療方式裡。放血、運動、按摩以及最重要的食療與藥療，才是古希臘醫生的主要治療法，而檢驗「內臟與腸胃」對於這些療法會有多大幫助，則很難說。事實上，有一派主流的希臘醫生就以此為由屏棄了解剖學。主張實證經驗的醫生認為，醫生唯一的工作，就是徹底研究病症、並細心觀察不同療法對其所產生的影響。觀察內臟並沒有實際的作用。

另一個駁斥醫學需求為解剖動機的論點是：解剖學並非起於人體，而是始自動物。沒錯，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可以說以動物為解剖對象是由於宗教對人類屍體的禁忌使然。因此，在古羅馬皇帝圖拉真（Trajan）的時代，以弗所的魯弗斯即黯然表示：「我們將藉由解剖與人類最相似的動物，來教導你如何辨認人體內的器官⋯⋯以前的人教導得比較精確，是因為他們以人體為解剖對象。」解剖學家之所以解剖動物是不得已的，他們必須以動物為替代品。

不過，這種替代也不一定帶有醫學上的動機。亞里斯多德亦表示：「我們對於人體內部所知甚少。」而認為有必要解剖與人類相類似的動物以資研究；不過，他當時之所以提出此種創新的解剖學研究，並無證據顯示其目的是為了減輕人類的病痛。從他對動物的身體結構、後代繁衍，以及習性的研究來看，便可清楚知道他的目的是要了解規範所有動物的自然律，而不只是人類。

即使到了後來，雖然人體結構成為解剖研究的主要對象，醫學用途也並非解剖的唯一或主要考量。蓋侖即公然抱怨當代的解剖學家「顯然過於強調解剖學當中不具有醫學價值或醫學價值低落的那一部分」。他接著表示：「解剖學當中最有用的部分，就是一般自稱專家者所忽略的那一部分。知道心室有幾個瓣膜、連接多少根血管、血管來自何處，以及腦血管如何連接至大腦，其重要性遠不及於了解上臂、前臂、手腕、大腿、小腿、腳部等部位的肌肉分布情形。」

不論就研究廣度或深度而言，古代的解剖學都超出了當時醫生的治療所需。

那麼，古代解剖學家的動機究竟為何？他們想找出什麼？蓋侖指出，除了醫生之外，另有三種解剖學家：以追求知識為樂的自然學家（anēr physikos）；想要證明一切自然現象都有其道理的人；以及研究生理和心理功能的學生。看過蓋侖的《身體部位的用處》（On the Usefulness of the Parts）的讀者就會知道上述那三種行為只是同一種行為的不同面向。了解人體就是觀察自然如何依其個別用途而完善地形塑每個部位。

《身體部位的用處》有著古代解剖結構最完善的記載，同時也是一部對於人體的完美結構具有深度哲思的作品。蓋侖的探討極為徹底。對於人體的每種功能，不論表面上看起來多麼微不足道，他都不厭其煩地論證其不可或缺性。另外，他也指出自然的前瞻性，並且證明了「一切的安排都是最完美的，任何改變都不可能比原來更好」。他有一次忘了探討視神經完美的幾何排列，結果夢見自己因為「得罪造物主」而受到責備。後來維薩里在他的《人體結構七卷》當中也呼應了這項傳統，而將人體視為造物主智慧的體現。人們對於解剖學感興趣的根本原因即在於此：視身體構造為創造能力的表達。

蓋侖視為解剖學第一本論著的作者狄奧克萊斯，在他的研究中即對最終目的極感興趣。亞歷山大大帝時代偉大的解剖學家埃拉西斯特拉圖斯，亦強調了自然的「前瞻」（pronoētikēn）與「匠心獨具」（technikēn）這兩項特色。由於他師事與亞里斯多德共事的泰奧弗拉斯托斯（Theophrastus），因此他會有這種觀點並不令人意外。亞里斯多德的作品是我們目前所能找到對於動物解剖最早的證據，而他就是目的論分析法最有力、而且也最具影響力的倡導者。

同樣的，在希波克拉底唯一談論到解剖的著作《論心臟》（On the Heart）當中，他也明確呼籲人們將這個器官視為設計精巧的產物：

在血管源頭的附近，有些柔軟而具有滲透性的組織包覆著心臟。這些組織雖然稱為「耳朵 」（ears），但並不具有如同耳朵般的孔洞，也無法聆聽任何聲音。這些組織其實是自然用來捕捉空氣的工具──我相信這是一個獨具巧思的造物者的創造物，他發現心臟由於密度太高，會因無法透氣而失去吸力，於是如同鐵匠設計的火爐般設置了風箱，使得心臟能夠控制其縮放。

作者先指出心臟「設計之精巧勝於萬物」，然後才進一步探討心臟結構的用處。早期的解剖學研究和對自然的計畫的信仰是明確相關的。

這是有道理的。我們並不會對一隻貓打翻在地上的顏料加以詮釋其隱含的意義。我們只會趕快把那片「髒亂」清掉。另一方面，如果我們知道那些顏料是一位有名的畫家所塗在地上的，我們的看法便會馬上改變。這時我們會以崇敬肅穆的態度加以欣賞。就是因為這樣，對於造物主的信仰才會對解剖學如此重要。如此一來，屍體才不會只是一堆恐怖噁心的血肉──其內部的構造才會具有意義。

希臘人至少從西元前四世紀以來，就已經開始思索世界的結構了。蘇格拉底指出阿那克薩哥拉（Anaxagoras）提出了「思想造成秩序，並且是萬物的泉源」的理論，他並認為這表示思想「以最佳的方式安排一切事物」。在色諾芬（Xenophon）的《回憶蘇格拉底》（Memorabilia）中，蘇格拉底以生物構造當中所顯現出來的自然的計畫反駁阿利斯圖德瑪斯（Aristodemus）對於神的懷疑。不過，目的論當中的決定性比喻則是柏拉圖在《提麥斯篇》（Timaeus）中所提出的—也就是將世界的構成比喻為工匠的創作。

這種看法一方面使得目的成為創作的中心要素，另一方面則以一種特殊的心理目光來解釋該目的。蘇格拉底表示：工匠「並非隨意選用材料」，而是隨時「在心目中都有該作品的完美形式（eidos）」。不論製作桌子或沙發，工匠都會「專注於那個理念，或謂形式」。因此，創作受到形式的引導；創作是把心目中的形式轉化為實體的行為。根據《提麥奧斯篇》當中的神話，這也是原本造物主創造世界的方式。祂創造世界的時候，完全專注於「不變的形式」。造物主所預見的形式於是定義了所有創造物的目的。而解剖學家所想要看見的，就是這種形式。

書　名｜身體的語言：從中西文化看身體之謎
作　者｜栗山茂久
譯　者｜陳信宏
出版社｜有理文化
出版日期｜ 2025 年 7 月

我們通常認為人體結構及功能是舉世相同、全球一致的真相。
不過，一旦回顧歷史，我們對於真相的看法便開始動搖⋯⋯

● 為何面對同樣一具身體，東西方卻產生了截然不同的認識？
● 為何中國醫學中，脈診歷經千年依然是診斷關鍵，在西方醫學卻被逐步邊緣化？
● 為何在西方醫學中位居核心的肌肉，在中國醫學中幾乎無足輕重？
● 為何放血療法在19世紀中期前的西方醫學長盛不衰，卻在東漢之後於中國逐漸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