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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ke Home Message
● 我們常被單一的「自然科學」標準綁架，認為只有能被嚴格證明、推翻的才叫科學。
● 社會科學之所以有多種學派並存，是因為人類社會的複雜性，使得單一理論難以壟斷真理。它更像是一場持續的公共辯論，透過不同視角幫助我們更全面地理解世界。
● 我們應採納多元科學觀，理解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是相輔相成的知識之翼；前者如羅盤引導社會方向，後者如明燈揭示自然法則。尊重不同科學的獨特價值與邏輯，才能建立更全面、負責任的知識共同體，應對當代挑戰。

在《 科學月刊 》今（ 2025）年 7 月號的「 思辨之評 」中，蕭景楷教授以〈社會科學是科學嗎？〉為題，條理分明地為社會科學辯護。他從康納曼（Daniel Kahneman）的心理學巨著《快思慢想》（Thinking, Fast and Slow）談起，逐步拆解科學方法論。他在其中特別強調「模型」為一切科學探索的基石，主張無論社會或自然領域，只要遵守「觀察、預測、驗證」的基本流程，皆可稱作科學。這篇文章如一面明鏡，釐清了許多長久以來對社會科學的偏見，值得喝采。

然而，我們若再深入一層探討會發現一件事：社會與自然科學的分野不只在「使用模型與否」，還涵蓋「典範是否穩定」、「可否證性」與「對象能否反身」等層面。這些差異不僅影響方法選擇與成果呈現的方式，也深刻地牽動著知識正當性、政策應用與學術定位的基本問題。若以自然科學的標準來檢驗社會科學的「科學性」，難免落入錯置與誤讀，唯有理解該領域的世界觀，才能公平評價它的貢獻與局限。

接下來，筆者擬從知識演化譜系、方法論動態、典範邏輯、價值牽涉這四個面向，回應蕭教授精闢的分析，並進一步補強社會科學「既是科學、又不只是科學」的雙重特性。期待藉此梳理出一種更具歷史感、批判力與公共意識的科學觀，化解誤解之餘，也更鼓勵跨界理解與理性對話。

知識譜系：從經院哲學到社會科學的第三代演化

誠如文中所言，若僅以「主題」區分科學與非科學，將難以說明為何天文學是科學、占星術卻不是。關鍵轉折點在於方法與驗證，而這場革命正是從 16～ 17 世紀自然哲學蛻變為現代科學的過程。

1. 經院哲學（Scholasticism，12 ～ 14 世紀）：以亞里斯多德（Aristotle）的邏輯為骨架，神學為魂魄，關注「第一因」（即萬物的最初來源、上帝）與「終極目的」（每件事物存在的最終意義，也就是神的意志），透過辯證法維持信仰與理性的表面協調。這項方法論重視「解經」與「綜合推理」，學問的目的是為了印證神的意志與宇宙秩序。

2. 自 然 哲 學（Natural philosophy，15 ～ 17世紀）：開始自我抽離宗教神學的包裹，試圖從具體現象出發來理解自然規律，但仍帶有「萬物存在是否有目的」這類深層、抽象的思考色彩。伽利略（Galileo Galilei）、笛卡兒（René Descartes）、培根（Francis Bacon）等人逐步重建對「自然」的觀察路徑，強調經驗、懷疑與數學演繹的力量，為後來的實證思維打下基礎。

3. 科學革命（Scientific revolution，伽利略、牛頓以後）：建立現代科學方法的核心典範――假說 ⇄ 實驗或觀察 ⇄ 資料 ⇄ 理論或學說驗證。數學、實驗、可重現性與精確觀測成為核心價值。在這個階段裡，知識從形而上學下沉到觀測與公式化世界觀，科學逐步轉化為預測與控制現象的利器。

4. 社會科學（19 世紀以後）：隨著啟蒙時代發展出的人性觀與社會變遷，新一代學者試圖將科學方法應用在人類行為與社會制度，使得以實證為核心的社會科學應運而生。法國哲學家、社會學家孔德（Auguste Comte）在他的「實證主義」（Positivism）體系中主張「社會學應像物理學、化學般可觀察與歸納」；法國 社 會 學 家 涂 爾 幹（Émile Durkheim）致力於將社會事實視為「物」；德國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則在價值中立與詮釋理解之間建構社會行動理論，社會科學內部不同傳統分流於焉展開。

這條演化路徑顯示出社會科學並非自然科學的附屬或模仿，而是在回應不同問題、對象與歷史背景之下，逐步發展出的知識體系。它繼承了實證主義的精神，但也不斷調整自身方法，以因應研究對象的特殊性與詮釋需求。這樣的譜系觀提醒我們：科學並非一成不變的統一體，而是一組隨歷史需求與方法資源變動發展出的多元知識實踐。社會科學同時汲取「自然科學的邏輯結構」與「人文學科的價值反思」，穿梭於實證與詮釋之間，形成跨域混血的知識樣貌。

模型之外：科學的證偽性與典範穩定度

前文進一步以「模型」為核心重新定義科學，確為突破性切入點。模型不僅是描述工具，更是思想試煉場，讓我們可以在現實的複雜中建立「可操作的簡化版本」，以便理解、預測與干預。

然而，若不補上奧地利－英國哲學家波普爾（Karl Popper）所提出的「可否證性」（falsifiability，理論或假說透過驗證，發現與邏輯或實驗結果相抵觸）原則，我們就難以劃清科學與偽科學的邊界。模型若無法提出潛在推翻它的觀察條件，即使看似合理，也只能停留在敘事層次。例如占星術或某些陰謀論，也可構造出精巧的模型，但因不具可被檢驗與否證的機制，甚至永遠可以自圓其說而不存在推翻自己的機會，這就違反了可否證性的原則。在波普爾觀點中的科學之所以可信，並非它聲稱自己為真，而是因為它允許被反駁且不斷接受證偽挑戰後仍能存活。

美國科學哲學家孔恩（Thomas Kuhn）則進一步指出 ， 科學的演進並非單純積累，而是建立在「典範」（paradigm，用來比較和判斷經驗的標準）的穩定期與革命期交替的過程中。自然科學的發展呈現出相對清晰的主導典範，如牛頓力學、達爾文演化論、量子力學等，每個典範支配一段時期 ，形成主流學派。典範讓研究者得以在穩定框架下累積知識，但也可能遮蔽異見與限制創新。

相比傳統自然科學較常見的少量典範競爭與迭代，社會科學更容易長期處於「多典範共存」的狀態。經濟學有古典學派、新古典學派、行為經濟學與制度經濟學並存，社會學則是結構功能論、衝突理論、符號互動論與建構主義共舞，而政治學也有現實主義、自由制度主義、建構主義與後殖民理論各擁其主。社會現象的多重性、歷史性與價值性，使得單一範式難以壟斷學術舞臺。

這種「典範競爭」的現象，既是挑戰，也是資產。它讓社會科學具備更大的理論創造空間，也提醒我們：理解人類行為與制度時，不可能只靠單一因果律，而需有多種視角互補驗證。與其說社會科學追求終極真理，不如說它致力於建構更合理、更具解釋力且能自我修正的知識框架。

反身性挑戰：被研究者也是參與者

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最大的不同，在於它的研究對象是「有意識的主體」――人類。這些被研究者不是被動受控的實驗對象，而是具備主體性、情緒、價值觀與行動意圖的個體與群體。這意味著社會科學的模型一旦公開，往往會「改變」人們的行為，進而使原有模型失效。

舉例而言，若一份教育政策研究指出「獎勵閱讀可顯著提升學生成績」，家長與教育部一擁而上開始發送閱讀點數獎勵，學生的行為將因研究結果而改變，原本觀察到的效應也可能逐漸消退或產生補償效應（例如學生為了獎勵而閱讀，但不再自主學習 ）。這種「 反身性效應 」（reflexivity）意味著社會科學的研究結果不只是觀察，更是參與改變現實的一環。

這與物理學研究電子行為截然不同 ―― 電子不會因為物理學家發表一篇研究論文而改變軌道，但人類會。這也正是英國社會學家紀登斯（Anthony Giddens）在「結構化理論」（Theory of Structuration）中強調的：社會結構與個體行動互為建構，使得研究本身成為現實的一部分――社會科學家寫下的理論文字，又會被帶回這個程序裡，成為新的程式碼。英國社會學家布洛維（Michael Burawoy）也曾指出：「社會科學家必須意識到自己也是社會中的一員，而非純粹的中立觀察者。」

這種知識的反身性挑戰，使得社會科學研究不可能完全仿照自然科學那樣建構「外在、冷靜、距離化」的觀測者角色。即便研究者想要追求價值中立，但研究設計、問題意識、語言使用與解釋架構，難免仍會承載特定文化、政治或意識形態的預設。這並非社會科學的缺陷，而是這個領域必須坦然面對的本質條件。

例如在教育研究中，學者往往不只是觀察學生如何反應於某種教學方法，更是主動介入課堂、設計課綱、引導學習風氣的參與者。他們既得記錄學習者的變化，同時也要實踐自身對「何為良好學習」的信念與價值。

再進一步來說，若我們觀察當代人類學與批判社會學的實踐，便可看到更激烈的反身性樣貌。許多學者不僅走入社會邊緣群體田野、與受壓迫者共同生活，更透過書寫、倡議與組織行動，主動挑戰既有的結構性不義。

因此 ， 社會科學的方法論發展出一套自我監控的裝置――研究者反身性（ researcher reflexivity），意即研究者要持續檢視自己的位置、信念與偏見如何影響研究過程。這也讓社會科學更貼近「批判理性」的傳統，不只揭示世界「是什麼」，更思考「為何如此」、「能否改變」。

價值與行動之間：科學的倫理責任

除了上述與自然科學的差異，社會科學不可避免地涉及價值判斷。當我們研究教育公平、貧富差距、性別不平等、族群衝突或環境正義時，很難完全抽離立場，只從技術與資料角度切入。

許多社會問題的研究目的，原本就帶有批判意識與實踐導向。這使得社會科學既要維持方法論上的嚴謹，又不能對現實世界的苦難視若無睹。這種內在矛盾，在政治學、社會學、經濟學、心理學等領域尤為明顯；研究者往往在分析制度運作與社會結構的同時，也要思考如何透過制度改革與社會運動來改善現況。

例如，當經濟學者指出「最低工資調漲對就業的影響」時，其實就已捲入一場價值辯論：保障勞工 vs 提升競爭力，哪個更重要？社會學者研究「貧窮代間遺傳」，也不可能僅止於統計報告，勢必面對如何設計更公平教育資源的制度議題。

因此 ， 社會科學要求研究者不只分析世界，更反思自身在世界中的位置與責任。這樣的特性，讓它無法完全仿照自然科學那種「價值中立」的想像，也讓它更貼近公共論辯與民主政治的脈絡。

讓科學的定義更完整多元

若我們僅以自然科學的單一路徑來衡量社會科學，確實會感覺後者「不夠科學」。但若我們認識到科學本身就是一組多樣實踐、歷史性生成的知識形式，那麼社會科學的價值與貢獻將更容易被理解與尊重。

社會科學既擁有模型建構、統計驗證等實證傳統，也深具詮釋學、批判理論與行動導向的特質。我們或許該從「單一科學觀」走向「多重科學觀」。與其爭論誰才是真正的科學，不如問：各種科學能否在不同的問題脈絡中 ， 共同為人類帶來理解、改善與希望？如果自然科學是為我們揭示自然法則的明燈，那麼社會科學便是引導我們理解彼此、治理社會的羅盤。兩者並非對立，而是彼此支撐的知識之翼。

在這個假訊息橫飛、知識信任崩解的年代，重建對科學的尊重與理解已成民主社會的存續關鍵，而當我們意識到不同科學形式各有其知識邏輯與社會功能，我們才能真正跨越學科藩籬，打造出更全面、更負責任的知識共同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