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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ke Home Message
．若要研究缺乏史料的時代，可以從器物中尋找線索，例如器物原料成分通常會依據產地不同而有不同特色。
．以玻璃為例，可透過地質化學分析辨識出器物產地，再進一步揭開器物背後的人群流動；以青銅器為例，由於不同地區的金屬各自具有獨特的同位素比例，可將同位素視為青銅器的指紋，從中推測金屬來源地，再結合考古資料重建流通網絡。
．器物流通背後可能包含很多原因，包括地方社群互動、政治勢力動盪、資源枯竭導致供應鏈改變等。在利用科學方法得知器物產地之後，還需要搭配考古學研究理解社會組織與文化，才能了解器物背後的人群如何連結。

在沒有文字或史料不足以記錄日常往來的古代社會，我們要怎麼知道人群如何互動、交易與交流？考古學家無法直接向過去的人提問，只能從他們留下的器物尋找線索。

具有區域特色的玻璃成分

臺灣考古遺址出土的玻璃飾品多數並非本地製作，而是透過跨區海上貿易輸入。這些玻璃飾品外觀相似，僅憑顏色與形制難以辨識來源，必須透過化學成分分析才能辨識它們的「原料配方」。

矽砂雜質少，玻璃中鈉、鎂含量高，而鋁含量低；中國則發展出以鉛（Pb）作為助熔劑的高鉛玻璃，玻璃的鉛含量遠高於其他地區，通常也含有較高的鉀（K）或鋇（Ba），反映出中國工匠在玻璃原料與技術上的獨特選擇。

器物的材質與來源，是辨識古代交流的重要證據。考古遺址出土的器物，有些並非當地製造，而是來自鄰近或遙遠的地區，顯示人群之間曾發生物質或技術的流通。為了追蹤這些器物的來源與流通，現代考古學結合了地質化學分析，辨識原料產地，同時解讀器物在不同區域和時期呈現的工藝特徵與製作傳統。透過原料產地、工藝特徵與器物在各地的分布，考古學家得以重建古代人群如何跨越地理邊界，透過物質交換與技術知識的流通建立聯繫。古代製作玻璃時，不同地區會依當地資源與技術傳統，選擇適合的原料，做出具有地方特色的配方。例如南亞生產的高鋁玻璃，通常使用含有石英、長石和鈉鹽的天然蘇打風化鹽類（soda efflorescence）作為原料，因此玻璃中鋁（Al）和鈉（Na）的含量較高；西亞地區的玻璃多使用植物灰蘇打作為助熔劑，因為西亞環境乾旱，植物灰含有較高的鈉和鎂（Mg），加上工匠採用的這些不同的原料配方會在玻璃的化學組成留下穩定的特徵，使考古學家能追蹤玻璃產地與技術傳播的路徑。不同地區的配方不僅反映工匠依在地資源和環境做出的技術選擇，也體現了技術知識受到原料取得的條件限制所形成的在地性。正因為這些配方知識具有地區專屬性，考古學家才能透過化學分析辨識器物產地，進而重建古代人群的交換網絡。

十三行遺址出土的多彩玻璃珠，主要來自南亞或西亞。(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典藏）

十三行遺址出土的玻璃環殘件，可能為中國製品。(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典藏）

十三行遺址出土玻璃環殘件，來源於西亞。（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典藏）

追蹤古代臺灣的海上貿易網絡

針對臺灣史前出土玻璃飾品的化學分析顯示，這些玻璃的產地涵蓋南亞、西亞與中國，偶見極少數來自地中海地區的羅馬玻璃。然而，要真正重建古代貿易與交流網絡，僅靠化學分析辨識來源仍不足，還需結合考古文化脈絡與年代序列（chronological sequence）的綜合理解。

結合考古脈絡，我們可以發現這些玻璃飾品多半是先經東南亞，再輸入臺灣，而不是直接從南亞或西亞到臺灣。這是因為臺灣的史前文化裡，沒有出現南亞或西亞輸入的宗教或文化痕跡，而這些通常會伴隨著與以上地區的接觸出現。例如約自西元前 3 世紀起，佛教開始從南亞零星傳入東南亞，至 1～ 5 世紀之間，佛教與印度教文化開始在東南亞廣泛傳播，但未在臺灣留下相應的文化痕跡。在 8、9 世紀後，西亞與東南亞之間有活躍的海上貿易，這可以從東南亞多處考古遺址、沉船出水的伊斯蘭陶瓷與其他物品看出來。不過，這些西亞物質並未在臺灣考古遺址中被發現，顯示臺灣並非西亞直接貿易的節點。

因此，出現在臺灣的南亞與西亞玻璃飾品，更可能是透過臺灣與東南亞在地人群的交流網絡間接輸入，而非直接貿易帶入。史前時期，臺灣與東南亞的交流網絡建立得很早，新石器時代南島語族遷徙，就顯示臺灣社群已參與東南亞區域網絡的互動；臺灣金屬器時代的玻璃交換，很可能奠基於早期建立的南島語族社群網絡。……【更多內容請閱讀科學月刊第67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