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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點方向的眾聲喧嘩

即使有些女性明確地拒絕減胎，但當這個新選項突然出現在孕產旅途上時，多數女性還是會感到猶豫徬徨。早在第一孕期，產婦就可以得知多胞胎狀態，許多產婦周遭的行動者，舉凡醫師、家人、在網路上分享經驗的部落客，甚至是神明，全都可能成為提供她們資訊、觀點與建議的來源。根據余靜如（2015:43）的調查結果，112 名受訪女性表示，醫師建議減胎之後，她們旋即積極展開各種蒐集資訊的行動，包含尋找知名醫師（94.6％）、閱讀相關書籍（94.6％）、上網檢索資料（92％）、諮詢基因專家（89.5％）、尋找有類似經驗的案例（77.7％）、諮詢其他婦產科醫師（75.2％）、尋求曾有類似經驗的親朋好友建議（55.4％）。

在我的受訪者中，絕大多數女性不僅蒐集到非常多資訊作為決策參考，她們還發現這些資訊經常彼此矛盾、莫衷一是。過往，有關減胎或其他選擇性生殖科技的文獻已提出，多元異質的行動者所提供的資訊可能包括科學邏輯、宗教信仰，也可能涉及各式各樣的文化觀念。女性往往需要在眾多歧異資訊與觀點中費力摸索，才能做出最後的決定。

醫師的歧見

當代醫學講求實證醫學，醫事人員對減胎的看法卻各有不同。每一位婦女都會尋求不同專家意見，像是譯雯會跟自己的試管嬰兒醫師與另一名產科醫師進行諮詢；其他婦女諮詢對象，可能還包括減胎與基因學方面的專家，如同史黛拉的案例。隨著生殖技術發展，醫師在生殖領域也愈來愈講求專精，讓「分割生殖過程」的可能性增加（Gammeltoft and Wahlberg 2014：209）。正如第三章指出，台灣許多試管嬰兒醫師並不提供產前照護，因此在成功懷孕後，婦女通常還需要去諮詢其他產科醫師。在余靜如（2015:33）的調查中，112名曾在診所接受減胎的婦女中，有近70％是由產科醫師轉介而來，而20％則是由生殖學專家轉介。因為IVF而懷上多胞胎的女性，經常需要尋求其他醫師的意見與服務。

在台灣醫療體系中，要取得產前照護相對容易，在短時間內多次問診也不是問題。自然懷孕三胞胎的玉萍甚至看了六位醫師，努力找到支持自己不減胎立場的醫師，以達成繼續懷三胞胎的心願。從1970年代起，台灣開始強化孕產婦保健措施，並在1995年實施全民健保制度後進一步提供全體孕產婦10次的產前檢查，2021年更增加到14次。在全民健保上路前五年，台灣女性平均就會進行10.3次產前檢查，上路後則提升到11次（C. -S Chen et al. 2003）。在全民健保制度下，台灣民眾可以自由選擇醫療服務提供者、很容易接觸到醫療專家，等待看診時間也相當短（T. -M. Cheng 2015）。雖然IVF 與減胎並不在全民健保的給付範圍內，但尋求專業醫療建議卻十分容易，像是譯雯能就很容易尋求第二意見、玉萍可以在第一孕期連看六位醫師，史黛拉則在網路事先預約後，直接走進一間專精於減胎的醫療院所進行手術。

動之以科學，動之以情緒

雖然在台灣要諮詢醫師很容易，但他們給的意見常常大相徑庭。將女性身高當作評斷標準就是一個典型的案例。像是譯雯的兩位醫師提出相反意見，一位提出西方標準，評斷譯雯的體型可能不適合懷三胞胎；一位則將她跟其他台灣女性相比，表示可能可以。有醫師基於史黛拉身高不高，建議她減到一胎；但也有醫師反問身材嬌小的美雪：「你沒有背背看〔三胞胎〕，你怎麼知道不行？」身高的標準似乎相當武斷，與其說是出於科學，不如說是反映醫師的偏好。

醫師一般有好幾種拒絕減胎的做法。有人會舉出一些看似科學的標準，例如以身高來表達三胞胎孕產成功的可能性。有人會像譯雯的醫師直接表達自己不喜歡減胎，拒絕執行。另外一種常見的策略，是鉅細靡遺地描述減胎過程，讓女性不忍執行。有些醫師還會拿出超音波影像，說服夫妻留下所有胎兒。身為律師的雅文，因為吃排卵藥而懷上雙胞胎，但當時老大已經4歲，工作又很忙，她擔心生活會變調，甚至還在心中暗自希望搞不好兩個禮拜後第二胎就會自己不見了，這樣她就只需要生一個。當雅文決定直接詢問醫師減胎的可能性時，她發現平時問診有些沉默的醫師，話突然變得特別多：

醫師指著超音波照片對我說：「你看這裡有一個，那裡也有一個。」⋯⋯他還解釋「現在其實醫術很進步，雙胞胎對我們來說不算什麼，如果是三胞胎、四胞胎也許就對母體比較不好。......接著他看著螢幕說：「你看他們這麼可愛。」

雅文的醫師動用超音波影像成功喚起她的情感，覺得自己應該當個好媽媽，珍視雙胞胎的生命。原本雅文很在意事業與經濟的影響，但經過醫師這番提醒，轉而掛念對胎兒的感情：「如果他們覺得媽媽好像不歡迎他們，這樣對孩子好像很不好。」後來雅文決定接受現狀，打消了減胎的念頭。

與丈夫們結盟

如果女性還拿不定主意，醫師有時會轉而徵求丈夫們的意見。譯雯的先生在IVF 過程中雖然鮮少陪同看診，卻突然成為醫師的盟友。先生對女兒的偏好，變成另一個不減胎的理由。意婷本來根本不打算生，只是迫於婆家壓力才使用人工生殖科技，當醫師告訴她懷上四胞胎時，她的減胎計畫再度受到多方的左右：

我本來就只想生一個、拿掉三個〔胎兒〕，可是醫師建議拿掉兩個，先生也覺得，好，兩個。我想一個就已經很負擔，本來甚至連一個都不想要。有養小孩的人全都跟我說帶小孩很累，一個就已經很累了，帶兩個會怎樣？我已經三十幾，先生已經四十幾，身體上也好，經濟上也好，我都不覺得我們有辦法養雙胞胎⋯⋯醫師看我跟我先生沒有共識，要我們先回去再討論看看，不過醫師說因為有流產風險，如果留兩個，那流掉一個還有一個。我們回去後，我先問我爸媽，他們表示會尊重我的決定，但我公婆那邊想要兩個。如果我做了只生一個的決定，後來發生什麼事，一定會被大家罵到臭頭⋯⋯所以只好留兩個。

所有人都同意四胞胎應該要減胎，但每個人的考量都不同。意婷的醫師提及流產的風險，建議參考一般臨床做法減為兩胎。當這個醫療框架不符合產婦意願時，醫師就讓她的丈夫介入。而婆家長期施加的育兒壓力，加強了生雙胞胎的理由。由於缺乏其他來源的充足支持，最後意婷只好決定妥協。在這段抉擇的過程中，意婷既沒有專業諮商的協助，醫師也沒有認真看待她強烈的育兒偏好。不同醫師之間的歧見，或醫師與求診者之間的歧見，經常進一步加重女性在減胎決策中承受的壓力。此外，在意婷考慮是否減胎過程最少出現的討論，就是多胞胎孕產對產婦本身帶來的健康風險。

母嬰衝突

來自各路人馬的紛雜意見，會引導產婦產生不同的預想，而「母嬰衝突」也反映出預想勞動過程的掙扎。理論上，在做出孕產相關決策，應該同時將母親與胎兒都納入考量。在本書中，有些案例是以產婦健康風險為中心，例如潔西擔心史黛拉第二次懷孕會比第一次更辛苦，譯雯諮詢的第二位醫師則擔心譯雯可能面對多胎妊娠風險。但絕大多數案例都是以胎兒健康為核心。無論是診所、生殖中心或網路提供的統計數據，往往都更強調早產與新生兒死亡，而非產婦的死亡率或罹病率。這種以胎兒健康為優先的思維，可能帶來兩種截然不同的發展路徑：第一、傾向拒絕減胎，以避免對胎兒造成致命傷害；或者第二、傾向執行減胎，以確保其他胎兒健康。不管是哪一種，全都是以胎兒健康為重心，而非產婦健康。

另一個母嬰衝突的特色是將胎兒的擬人化。如前所述，有些醫師會利用超音波影像，凸顯畫面上的「孩子」有多可愛，也可能會用一種「殺人」感受的口吻解釋減胎程序。產婦的親朋好友時常會用「孩子」、「小孩」稱呼這些胎兒，有人可能會從宗教性或超自然觀點出發，強調「小孩既然要跟你」一定是有理由云云。有人甚至會提到媽媽跟小孩之間的神聖連結，影射女性應該要留下所有的「孩子」。這些說法都會引發女性的罪惡感，認為自己是個不稱職的母親，竟然不愛自己的「寶寶」。像是雯敏在回想當初懷上三胞胎的猶疑時，對我說：「一開始我沒什麼母愛，打算減掉一胎。」而譯雯也被家人提醒應該要有「母愛」，表示媽祖希望她「順其自然」，應該接受上天安排給她的三胞胎懷孕。這種言論對於考慮減胎的女性而言，往往會成為一種額外的負擔。

技能型自主性的展現

整體而言，女性對減胎建立的技術評估是綜合性的，會揉合多重考量面向，包括健康、社會、情感、道德和財務等。而不管最後是否減胎，我認為她們多數人在此過程都展現出黛安娜．提耶金斯．梅爾斯（Meyers 2001）所說的「技能型自主性」（skills-based view of autonomy）。為了實現願望和目標，這群女性廣蒐多元資訊，將之加以對照比較（溝通和分析力）、予以反思（內省力），並從自身過往經驗審酌（記憶力）與評估未來（想像力）。她們經歷了深刻複雜的推理過程，才做出最後的決定。

有時，女性的自決性會受到挑戰與威脅。在台灣，醫師之間不僅意見歧異，還時常優先考量胎兒甚至丈夫的利益，而非女性自身的利益，這些都會成為女性追求自身真正需求時的重重障礙。例如偏好減至一胎卻力有未逮的意婷，她的案例就明確反映出女性自決性遭受的壓抑。如果沒有其他奧援，女性往往無法獨力對抗診間的醫療知識權威，以及父權婚姻中丈夫享有的主導地位。在此雙重不利局勢下，她們不僅難以「抵抗要屈服於傳統的壓力」，也難以「挑戰⋯⋯這個將女性考量予以病理化或邊緣化的文化體系」（Meyers 2001: 741–42）。

而有些女性的減胎手術醫療網絡，也會因為醫師不願意執行而需要重新建立。當她們下定決心減胎後，不願意執行減胎的醫師會將她們轉介給其他醫師，她們可能需要為此重新安排行程，甚至還得長途跋涉才能受術，例如史黛拉和潔西（亦可見邱碧玉 2004）。換言之，雖然減胎在台灣合法、可負擔也容易取得，但女性要真的抵達診所受術，卻得跨越額外的關卡。而且這常常不是最後一道關卡。

小結

減胎最主要的預想工作，就是費力探索各種複雜的相關資訊。女性在這個階段的核心任務，是尋求、釐清來自四面八方的衝突意見與支持，無論是來自醫師、家人、網路上分享親身經驗的女性，或者宗教信仰與神明的啟示，資訊與指引類型包山包海，包含醫師舉出的臨床統計數據、鄰居的生命故事、常民智慧、某個宗教的倫理規範，或某位家人的性別偏好。美國婦產科醫學會的指引曾明確寫出要「尊重患者自主權，承認個人有權利基於她自身的價值與信念，採取特定觀點、做出特定選擇，並加以行動。」（ACOG 2017:3；強調為本文所加），但從台灣這些婦女的歷程來看，她們常得面對許多紛雜的知識與資訊干擾。常常減胎的實際決策過程，不是只根據個人價值與信念來運作。所謂的「個人」，其實是透過「集體」所塑造與建立，而這個過程往往高度「政治」。個人式的倫理模型（例如知情同意）並不足夠。

本章力圖彰顯女性在面臨諸多混亂歧見時如何努力理出頭緒、找出方向，但我們應該要用集體的力量來減輕這些沉重負擔，而不是留給女性獨自承擔。最大的問題在於台灣醫界沒有提出任何正式臨床指引，多半任由個別醫師依照自己的專業、價值觀，提出彼此各異甚至相互對立的醫療建議。為了強化女性對減胎技術的分析與推理能力，應該提供她們更好的決策資源，包括採行全球與在地的實證醫學資料所提出的建議。

本章也想強調女性進行技術評估的能力。過往文獻多半聚焦於決策過程，並把醫療因素（對多胎妊娠的健康風險認知）與非醫療因素（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區分開來（例如：H.-L. Wang and Chao 2006; Britt and Evans 2007a; Kelland and Ricciardelli 2015）。多數女性最在意的是這項醫療技術對辛苦獲得的懷孕成果，造成什麼新風險。她們對醫療模式的評估能力，應該成為諮詢過程的重要成分。醫界在制定倫理規範或進行醫療溝通時，不能只側重於女性個人價值，或社會性的決策面向，也應該看見、認可女性對醫療科技提出的批判性評估。

有時，過度以胎兒為中心、忽視女性的健康風險及社會需求，也可能阻礙女性充分評估減胎的優點。如果在診間或家中，女性自身對健康、育兒責任、職涯發展的顧慮都被置之不理或視為次要，那最後的「決定」往往就是留下三胞胎或雙胞胎，繼續維持多胞胎孕產之路。正如第七章所示，當這群多胞胎懷孕的女性邁入第二孕期，她們立刻成為高風險族群，不僅要展開密集的身體工作，還得為腹中胎兒的健康負責。而這些負擔與工作應該要能被事先預想，並在女性進入減胎的決策歷程時，成為重要的審議與討論對象。

書　名｜多胞胎共和國：台灣人工生殖的希望與風險
作　者｜吳嘉苓
譯　者｜柯昀青
出版社｜衛城出版
出版日期｜ 2025 年4 月

台灣出生率全球最低，
試管多胞胎率卻遠高於多數國家，
背後隱藏什麼原因？女性生命與整體社會面臨什麼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