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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三月第三個星期日，是臺灣的三胞胎日。育有三胞胎的家庭會在這天齊聚一堂，分享育兒經，家長與孩童彼此交流。但是為什麼三胞胎家庭如此之多？這要從助孕科技的發展說起。

人工生殖療程中，醫師會為求診婦女植入胚胎，若植入多個胚胎，且皆成功著床，就會形成多胞胎。目前全球植入胚胎數最高、以非捐贈精卵採取體外授精（in vitro fertilization, IVF）及卵細胞質內精子顯微注射（intracytoplasmic sperm injection, ICSI）等方式誕下的嬰兒之中，多胞胎比例最高的國家是哪裡？正是臺灣。

那麼，臺灣為什麼成為多胞胎共和國？一次國際研討會上，來自韓國學者河政玉的提問，讓原本就關注生產議題的臺灣大學社會系教授吳嘉苓就此投入助孕科技與多胞胎研究；十多年後，《多胞胎共和國：台灣人工生殖的希望與風險》一書中文版於今（2025）年問世。上（4）月19日，吳嘉苓與婦產科醫師、《烏烏陪你聊》Podcast節目主持人烏恩慈展開對談，分別從學界與醫界觀點切入，討論臺灣的人工生殖科技與多胞胎現象。

「希望」的代名詞

「希望是試管嬰兒的代號。」吳嘉苓展示各國對於試管嬰兒的報導，說明助孕科技的發展曾讓醫界與無數不孕家庭看見希望曙光，各國首名試管嬰兒誕生之際，媒體也紛紛爭相報導。1983年，澳洲第一名試管嬰兒被命名為Chenara，來自執行試管嬰兒療程的醫師陳（Christopher Chen）；吳嘉苓分享，研究期間她同樣曾遇過三胞胎家長以醫師的名字替自家嬰兒命名，足見對於求子心切的不孕家庭，醫療協助確實帶來莫大希望。

有趣的是，不同國家的報導，其實呈現了各國對於人工生殖技術的不同想像。臺灣第一名試管嬰兒「張小弟」誕生於臺北榮總醫院，報紙上可以看見張小弟出院時的記者會照片，畫面中央是尺寸極大的三層巨型蛋糕，張爸爸微笑切下蛋糕，張媽媽更是笑容滿面地抱著張小弟，兩名醫師分別在兩側鼓掌；相較之下，日本首名試管嬰兒誕生時，相關影像為醫師舉起嬰兒的照片，未出現嬰兒本人。吳嘉苓指出，這牽涉到兩個國家其實對人工生殖技術有不同的預想：日本出於過往的醫療案件、環境汙染事件等歷史因素，對於科技有較高的警戒，該位日本試管寶寶在一歲半便過世，更加深了日本社會對於IVF技術的懷疑；至於臺灣追求成功的背後，有著國際局勢動盪的背景。由於國際地位孤立，生醫領域便積極追求各項「亞洲第一」成就，期望藉此展現國家實力。因此儘管張小弟其實並非亞洲第一位成功誕生的試管嬰兒，印度才是首個達成此目標的國家，臺灣媒體仍常在報導中使用「第一」等詞彙，把張小弟的誕生視為臺灣之光。

在這樣的背景下，從診所到媒體往往習慣把多胞胎誕生、不孕多年終於喜獲嬰兒等成功故事視作喜事，卻鮮少呈現多胞胎背後的孕產風險，以及高比例的多胞胎其實有健康問題等事實。「這些故事通常聚焦在嬰兒，但是媽媽呢？我想知道婦女怎麼想、經歷過哪些事情。」吳嘉苓說，「她們經歷的，我覺得是生死交關的事情，但這真的是必要的嗎？」因此，描寫那些被排除在主流媒體「令人喜出望外」的成功敘事之外，多胞胎家庭的艱辛與為難之處，成了吳嘉苓研究與寫作的動機。

▲ 吳嘉苓從新聞照片切入，分享多胞胎故事背後的複雜成因。（圖片來源：衛城出版）

醫師眼中的多胞胎母親

「我剛才看到多胞胎照片的第一個想法是，這個高層超音波要怎麼做啊？」接續吳嘉苓的寫作動機分享，烏恩慈重新提起稍早投影片上展示的八胞胎照片，也道出了現場執業醫師看見多胞胎當下，最為實際的考量。「這也說明每個人都會先看到和自己專業相關的地方，就像瞎子摸象一樣。」身為婦產科醫師的她知曉多胞胎孕產的風險，因此她在閱讀這本書之前，認為所謂的三胞胎就是「蓄意製造早產」，有時其實難以全盤同理多胞胎母親的心情。

烏恩慈談到，過去在路上看見雙胞胎往往會覺得可愛，直到投入醫界，漸漸知道大多數的雙胞胎是「做」出來的，加上親眼看見懷著雙胞胎的孕婦，「從來沒有想到媽媽的肚子可以撐那麼大。」接觸到各式各樣多胞胎孕產的難處之後，她也曾對不孕症醫師心生怨懟，不解為何我們總是習慣植入多個胚胎？為什麼不能像瑞典等國家，對胚胎植入的數量設下嚴格規定？「因為要看成功率。」她說。儘管臺大等大型教學醫院相較之下較不需顧慮經費問題，因此可以照著規定走，但許多醫療機構若無法在評鑑時取得好結果，可能就難以申請經費，因此若法規植入上限為四個，單胚胎植入便不會是優先選項。

但如果追求的是成功率，非得一次植入四個胚胎嗎？「為什麼不分次放？植入胚胎不需要麻醉啊。」烏恩慈曾經感到疑惑，後來才知道這也會影響成功率的計算。更重要的是，接觸過愈來愈多不孕媽媽，她才意識到，這不只是麻醉與否的問題。每一次植入胚胎，母親可能都需要重新經歷一遍期待與挫敗，而對許多在治療道路上長跑已久家庭來說，求子無果的痛苦，就連一次都嫌太多。烏恩慈也接觸過一位懷上三胞胎的母親，曾罹患子宮內膜癌，後來選擇保住子宮的治療方式，並透過人工生殖療程懷上了三胞胎。考量到這位媽媽的身體狀況與三胞胎的孕產風險，烏恩慈建議她進行減胎手術，但這位媽媽沒有同意，懷孕十幾週就開始安胎，最終三個寶寶都沒能留下來。烏恩慈真誠分享，由於照護三胞胎母親的機會不是那麼常見，她十分勤奮地每週為這位母親照超音波，但矛盾的是，她其實也一度心生「你為什麼要這麼貪心」的疑惑，「如果當初做了減胎，現在是不是至少保住兩個？」當時的烏恩慈並不理解，為什麼母親們總是不聽醫師的話？

不過就像同一張八胞胎照片，有些人覺得可愛，有些人聯想到產檢的困難。烏恩慈漸漸發現，身為醫師的她，與前來求診的準媽媽眼中所見的景象不全然相同。「婦產科醫師把胚胎看成『生命』會很痛苦。篩選的時候我們會說『選一個看起來最健康的』，進行的是類似工廠的篩選，如果把這些胚胎都當成生命會很痛苦。所以我的想法已經內化成『還沒生出來就不算生命』。」減胎手術對烏恩慈而言，一度只是數字上的問題，「我會覺得這就像是，你吃兩顆糖就不會得糖尿病，為什麼你要吃三顆？」可是對於一心求子、求女的母親，胚胎當然不僅僅是數字，「女性在懷孕那一刻，就把他們全都看成小孩了。」一如瞎子摸象的譬喻，母親、醫師與社會大眾都無法看清現象全貌。即使同為專家，就像烏恩慈曾對植入多個胚胎的不孕症醫師心生不滿，婦產科醫師同樣不理解小兒科醫師照護早產兒的辛苦。事實上在日本，婦產科與小兒科專業社群之間的衝突，正是促成人工生殖領域重視單一胚胎植入的推力之一。那麼在臺灣，要如何填補不同身分人群之間的鴻溝？讓生殖醫師參與新生兒的照護工作有用嗎？又該如何確保不具醫學背景的婦女在醫療現場能夠獲得充分、友善的協助？烏恩慈認為，女性在做試管前也許都需要更清楚可能遇到的情境，才不至於在醫療現場被牽著鼻子走。吳嘉苓則認為責任還是必須回歸政策制定與醫界，專家需要制定清晰的指引，而非在法規上給出最寬鬆的條件，導致「做選擇」的重擔落在懷孕婦女身上。

「選擇」的陷阱

擁有選擇看似獲得了很大的自主空間，但也使人們陷入「自己的決定自己負責」的思維，因此加重了當事人的壓力。在臺灣的醫療現場，更能觀察到許多母親必須「做選擇」的無助情境：植入多個胚胎後，若皆成功著床，婦女緊接著就必須面臨是否減胎、減胎幾個等問題，可是吳嘉苓和烏恩慈分享，許多醫生給出的建議，並沒有合理的醫學證據背書，而是反映醫師本人的想法。

「有些婦產科醫師認為自己的任務是創造生命，不是終結生命。」吳嘉苓在研究過程中接觸不少多胞胎媽媽，都曾收到來自不同醫師的建議，例如化名譯雯的母親懷上三胞胎時，就曾聽過兩位醫師分別對她說「你身高很高，可以試試看」以及「三胞胎不是我們東方人能懷的」（「其實西方人也不能。」吳嘉苓補充。）兩種截然相反的意見都來自專業醫師，令母親更加困惑。有的醫師也會把當事丈夫視為結盟對象，例如觀察到爸爸其實更想要女兒，便對媽媽說「萬一減胎減到女兒怎麼辦？」又或者搬出身高（長得夠高就能懷三胞胎）、負重能力（你沒有背過怎麼知道你不行）等未經科學檢驗的條件，作為判斷母親是否能承受三胞胎孕產的標準。在診所之外，母親的家人、朋友也各有意見，臺灣民間有問神的習慣，有時婦女會得到「神明說孩子跟著你就是有緣分」的答案。因此回到法規面，較寬鬆的法規僅制定植入胚胎上限，把決定權交給個案，「這讓人覺得好像都是患者的選擇，但其實是整個環境造成了一個為難他們的情況。」烏恩慈說。

「醫師有醫師的信仰，就連神明也有意見，最終責任卻落在媽媽身上，真的很不公平。」吳嘉苓點出母親處境。人人都有意見，那麼責任在哪裡？「所以不應該是由她來做決定。」吳嘉苓認為，真正的責任不該在母親身上，也不該依照自由價值做出決定。責任落在前端，醫界與政策制定者就應該給出有科學證據的指引。光有資訊還不夠，必須易讀、好懂，「指引是說理的過程，呈現出風險。不必照表操課，但至少要有。」

不只周圍人多嘴雜，女性在整個孕產過程中，也往往沒有足夠時間思考自己的處境。烏恩慈觀察到，臺灣人在求診時通常有追求名醫的傾向，例如儘管醫院裡的醫師其實共用相同的團隊，仍有許多人指名其中兩位名氣較高的醫師。醫師的病人一多，每位分配到的時間就會變少，甚至有醫師自稱喜歡「考考病人」，問求診婦女記不記得每天該打多少針、打哪些針。這些女性忙著背誦，無暇思索自己在療程中，已經被推到了哪裡。「我也遇過具有女性主義學識背景的病人說，那些理論就先切割，都放掉。」因為光是跟上療程，就已經奪去她們全副精力。

▲ 聽眾中，也有吳嘉苓研究期間認識的多胞胎母親們。（圖片來源：衛城出版）

成功率、成功故事，與另一種故事

兩位講者對談過程中，皆提到對於「成功率」的追求，是促使醫師植入複數胚胎的原因之一。但吳嘉苓提出反思：若把「胚胎著床」的比例視作成功率，或許植入多個胚胎能帶來更漂亮的數字。可是，這個計算方式真的合理嗎？「誰會為了著床率去就醫呢？」吳嘉苓點出了問題關鍵。如果考慮到更多孕產過程與生育後的狀況，把單胞胎、懷孕足月、新生兒體重滿2500公克等條件都納入「成功率」的計算，也許數據不會那麼漂亮，可是這樣才能得出一個不會誤導人的數字。吳嘉苓也比較了臺灣與其他國家在數據與案例呈現上的差別。她發現，成功率數字背後的具體意義其實很不明確，例如八成的成功率也許是所有人各做了十次療程後，才計算出來的數字。可是這是我們要的嗎？多胞胎孕產有諸多風險，臺灣診所卻傾向在廣告中呈現「成功故事」，將少數有好結果的案例放大展示，這種報喜不報憂的習慣，更造成了虛假的現實。

烏恩慈也說，正因為我們對懷孕的過程不了解，誤以為胚胎著床就是懷孕，導致許多女性在得知順利著床後反而更緊張，因為若著床後最終結果不如預期，經常會再度被歸咎為女性的責任。甚至有些母親在孩子長大以後，還是常常在孩子感冒時自責，當初要是沒有早產，現在孩子的身體是不是就會更健康？可是，一旦我們呈現更清楚的數據，就能讓大家知道，「早產、流產的機率在那裡，這就是會發生的事情。」

助孕科技帶來的另一項難處，是迫使原本不願走上孕產道路的女性，不得不「試試看」。吳嘉苓觀察到有些女性會被家人以「補助一次十萬，不用很可惜」、「既然有這個技術，就嘗試一次」等理由推入療程，更有受訪者原本不想生，抱著「嘗試一次，大家就不會再問」的心情求診。最後懷上多胞胎，原本只想生一個，卻因他人建議留下了雙胞胎，最終孩子們出生後有些健康問題，夫妻在照顧孩子上都耗費極大心力。

烏恩慈認為，有些女性也許進入療程前沒有想清楚，但同時社會也沒有給出足夠樣板，告訴我們不生育的生活會是怎麼樣。吳嘉苓補充，研究過程中還觀察到各式各樣離開這條路的案例，例如有對夫妻因丈夫的少精症而不孕，該位丈夫親眼看見伴侶在療程中的辛苦後提議退出；也有小學老師最終決定不生育，轉而投入社會性親職，把愛奉獻給學生。在吳嘉苓寫書的過程中，臺灣政治人物領養孩子的新聞也一度被熱烈討論。「可是診所不會幫這些人開記者會宣布『嘿我們決定不生了！』」吳嘉苓說，正是因為不同風貌的故事鮮少被聽見，使我們有時忽略了其他更多元的可能性。

成功故事使人錯認人工生殖的風險，但死亡故事有沒有讓社會做出大幅度的改革？似乎也沒有。更根本的是，我們鮮少看見母親的經驗，因為在孕產過程中，另有一套重視胎兒的程度遠超母親的普遍觀點。例如許多醫療文獻強調如何提升胎兒的安全率，甚至有清楚數字告訴我們胎兒在母親肚子裡多待一天，安全率提升多少，但卻沒有一篇研究說明女性多安胎一天，肌肉流失多少、會增加多少疾患風險。因為缺乏對母親健康的關注與研究，烏恩慈說，女性就像是用自己的身體資本去拚。「『安胎』的重點其實也是胎兒，沒有一個系統告訴大家媽媽的經歷，衛教說的『預防早產』，也是在說胎兒。」吳嘉苓也指出，「安胎」一詞聽起來安穩祥和，實際上是非常辛苦的過程，甚至曾有受訪者僅僅是起身講電話，就因藥物副作用而喘息不已。更有母親因臥床過久，肌肉萎縮，生下胎兒後無法行走，必須依賴輪椅。

目前確定最能減少風險的作法，其實是助產師制度：透過助產師協調意見，關照母親身體狀況。可是臺灣助產師人數不足，也很難建立起完善規範。此外，在政策討論階段，也應充分納入各方立場代表。吳嘉苓和烏恩慈認為，不應抱有「胚胎的事情我不懂」的想法，即使是技術層面問題，也可以由多種立場代表共同討論，尤其應納入女性立場與經驗。「民主深化在臺灣醫療界還有待進步。」兩位講者說。

臺灣著床的跨境胚胎

最後吳嘉苓分享一段日本故事，在一份提供給日本醫師的簡報中，出現了50多歲婦女懷上雙胞胎的案例，令醫師訝異不已。既然日本有較嚴格的指引，這起高齡產婦懷上雙胞胎的案例從何而來？他們懷疑，也許就是來臺灣進行了療程。「這告訴我們，臺灣的管制會影響到跨國醫療。」因此，多胞胎共和國絕不只是臺灣現象，我們的法規與醫療措施，也將為周邊國家帶來深遠影響，並受到國際關注。

對談結束後，讀者也熱烈提問、給予回饋，從中文書名與書封設計，到當前熱議的「人工生殖法」修正草案及代孕議題，都有讀者提出，兩位講者也從研究與醫療實務角度帶來豐富回應。值得一提的是，吳嘉苓發現人工生殖法修正草案中，我們終於首次看見單一胚胎植入的規範入法──在代孕生殖的條文中。而原法令的不得「每次植入五個以上胚胎」卻未修正。「我覺得這是值得討論的，不過目前大家都在討論代孕資格，沒有人討論植入胚胎數的問題。」吳嘉苓無奈表示。

最後，由於現場也有數位吳嘉苓研究期間認識的多胞胎母親前來，她邀請其中一位母親，同時也是本書推薦序作者之一的陳慧君上臺分享。陳慧君詢問了醫師對於多胞胎母親通常會給予什麼建議、是否會轉診等問題，說自己在求診期間聽過各種建議，因此很好奇醫師想法。為什麼會好奇？陳慧君拿起麥克風的第一句話就道出了原因──「因為我真的很喜歡小孩。」

「我在寫作的時候曾經被同行提醒，你的這本書，要能讓受訪者看得很開心。」吳嘉苓說。也因此，她很開心能在這個場合遇見她們。那麼，她是否做到了呢？活動開始前她與媽媽們的溫馨問候，活動後媽媽們抱著書排隊的熱情討論，以及陳慧君拿起麥克風時綻放的微笑，都已透露蛛絲馬跡。喜歡小孩也好，關懷母親也好，或許正是這些無私的、朝向還不曾謀面的他者的愛，孕育無數美好事物。例如一段長達15年的跨國研究之旅，一本書的誕生，以及此刻存活於世的許許多多生命。